“你大概没明白，”玛米说。“特伦斯非常爱他的儿女。你听说的是多少年前的往事，你一定想不到他们经历的痛苦，我也很难想象伊夫琳如何做到抬起头做人。”玛米边说边瞥了伊夫琳一眼，伊夫琳马上摆出受尽折磨的表情。
“好了，我理解他们的经历。不能说明什么。”
伊夫琳说：“他要给孩子们钱，这事你知道吗?”
“我猜测他去贝克斯菲尔德正是为这事，”我说。
“没错。赔偿款一拿到手，他就打电话给伊桑，表示要补偿，要把钱平分给三个孩子，弥补他们遭受的痛苦。”
“你一直说他们是孩子，其实他们早就成年了，”我说。
她垂下眼睛。“在我心里他们永远是孩子，你有孩子吗?”
“我没有。”
“那么你不会理解母亲的感受。”
“跑题了，”玛米提醒她。
伊夫琳瞪了她一眼，继续看着我。“我想表达，我不懂法律程序，但我认为，特伦斯也同样认为，他对孩子们说分钱就是口头条约。”
玛米说：“伊夫琳，你这么说恐怕没用。既然金西多次提到律师，我想她已经咨询过律师了。”
“我要告诉她我的看法。特伦斯要补偿孩子们，所以他才回来。”
玛米瞟了我一眼。“她说的有道理。”
“谢谢，”伊夫琳刻薄地回答，然后对我说，“当然，你认为条款不公平。经过那件事之后，特伦斯觉得被孩子抛弃，于是也抛弃他们，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特伦斯会后悔自己仓促的决定。不幸的是他没来得及纠正错误就死了，你不觉得是这样的吗?”
我指了指遗嘱。“遗嘱签署时间是1988年7月8日，他和伊桑的争执在9月，10个月之前。很难说是仓促的决定。在立遗嘱的前后他都有足够的时间考虑。”
伊夫琳像是没听到我的话。“你不知道那笔钱对他们有多重要，能够改变他们的人生，”她的语气微微发颤，我看是装出来的。
“我不是来谈判的，电话里已和玛米说清楚了。”
“听我说完……就当是礼貌吧。”她望着我，似乎在等待我的许可。
我示意她继续。
“作为遗嘱执行人，你的职责是安抚各方，对不对?”
“不对。”
“那你是什么身份?”
“不是身份，执行人是我的工作。”
“好吧，是工作。”
“我的职责是根据遗嘱条款分配遗产。我不能随意分配，我必须听从法庭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