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能够给你肯定的答复，但是他没有来复诊，消失得无影无踪。”
“因为服药?”
“因为个性问题。我们非常重视对门诊病人的监控，但也得病人合作才行，否则，数据就没有意义。”
“他退出项目是主动还是被动?”
“我们不得不中止合作关系。我也很难过。他是个好人，我们尽力帮助他，可惜他没有坚持。”
“他有个朋友叫查尔斯·法默。”
“我记得查尔斯，和他情况一样，也是难办的病例。查尔斯有一次来检查时异常兴奋，站都站不起来。我不知道他吃了什么，但我当天就中止了和他的合作。反馈数据不可信，我们只能放弃受试者。我们必须掌握病人服用药物的情况，因为即使是维生素、营养品这样无害的东西，都可能影响结果。”
“两个人都在加入项目后死去，你不紧张吗?”
“当然紧张。所以我才联系了法医办公室。我担心他患有未被查出的疾病，影响了他的康复。”
“有吗?”
“无法确认，包括帕尔切克医生的尸检。受试者总会隐瞒病史。具有健康隐患的参与者很可能造成逆转性的结果。我们尽量做到严格监控，但始终无法做到关注每一个细微的信号，特别是病人本身的隐瞒。”
“刚才你说到了暗示。你的意思是，如果特伦斯坚持认为自己每天都在服用格路可泰，他感觉到的症状很可能是……臆想的?”
“这个词现在不用了。我们已经认识到不能将非正常行为认定为纯生理性或纯心理性。很多生理性疾病由心理因素决定其发病时间、发病表征以及治疗感受。特伦斯·戴斯的症状是真实存在的，我们要考虑的是病因。这一点上我就帮不上忙了。”
“明白，”我突然发觉自己没话讲了，真后悔竟然没先写好谈话要点。
“你还需要了解什么?”
“我想就这些了。”我不再追问。从头到尾我都温和有礼，绝对不是咄咄逼人的调查记者。我们谈了不少问题，但都浅尝辄止，我也不愿过多占用他的时间。“你有话需要我带给他的女儿吗?”
“请转达我的哀悼，我能理解其中的痛苦。”他靠在椅子里。“既然你来了，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请。”
“特伦斯退出项目后，我们要求他退还全部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