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在哪儿?很抱歉我如此唐突。我找您已经找了五个小时了，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您的便条和保罗?蔡平的诗是在同一台打字机上打的。就这么回事。”
“不!”他瞪着我，大笑起来，“天哪，太好了。您肯定?费那么大劲儿打样本，然后打了那张便条——这可真要命。”
“对，什么时候您言归——”
“当然。我用的是哈佛俱乐部的打字机。”
“哦，是吗?”
“没错，这可真要命。”
“是呀。这台打字机他们放哪儿?”
“嘿，每位会员都能用。昨晚，我收到艾伦比先生的电报时恰巧在那儿，我就用那台打字机打了两三张便条。就是吸烟室外的那个小房间，跟个壁橱似的。有许多人经常用那台打字机。”
“哦，是这样，”我坐下，“好，很好，太好了，好得令人作呕。谁都能用，几千人都用过这台打字机。”
“没有几千，但也不少——”
“几十个就够了。您见过保罗?蔡平用吗?”
“不好说。不过，我相信——是的，就坐在那张小椅子里，那条瘸腿塞在桌子下面——我肯定见过。”
“您那些朋友里还有人见过吗?”
“这我可真说不好。”
“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那家俱乐部的吗?”
“哦，是的，几乎全是。迈克?艾尔斯不是，我想利奥?埃尔克斯几年前退会了……”
“我明白了。壁橱里还有别的打字机吗?”
“还有一台，是公共速记员用的。据我所知，是一位会员捐赠的，本来放在阅览室，但有些只会用一个指头打字的专家太吵了。”
“好的，”我站起身，“您可以想想我的感受，大老远跑到费城来迎头挨这一棒。我可以告诉沃尔夫您几时回去吗?万一他要找您呢?”
他说也许明天，他要给艾伦比先生准备好图纸。虽然没收获，我还是向他道了谢，然后出去透气，坐上街车去北费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