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早晨我又上路了。对我来说，这就像块过期面包，活儿干得可真臭：如果那些人有谁藏了什么或许有用的信息;我这么打听，也不太可能撬开口。我找了埃尔克斯、朗、迈克?艾尔斯、阿德勒、卡伯特和普拉特。十一点我给沃尔夫打电话，他没什么要说的。我决定试试皮特尼?斯科特，那位出租车司机。没准儿那天我瞎猜的倒是对的，他有可能知道些安德鲁?希巴德的事。但我找不到他。我给他所在的出租车公司打电话，他们说他要到四点才会过来，还告诉我他的活动半径通常是十四街到五十九街，但他哪儿都可能去。我去佩里大街看了看，不在。差一刻一点，我又给沃尔夫打电话，希望他能请我回去吃午饭，他却给了我个美差，让我随便在哪儿吃点儿，然后替他去米尼奥拉那儿跑一趟。迪特森打来电话说他刚刚收到从英国运来的新的金蝶兰种球茎，有十二块，如果沃尔夫派人来取，他可以给他两块。
我们在办案，沃尔夫却叫我跑去取兰花。每当这时，我是真想加入共产党。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傻了。这次倒不像以往那么糟，反正我手头的事看来也没什么结果。那个星期六下午;天气阴冷而潮湿，总觉得要下雪，我却大开着两扇车窗，尽情享受新鲜空气，不过长岛的交通可没什么好享受的。
回到三十五街时大约是三点半，我把球茎拿到办公室给沃尔夫看。他抚摩着球茎，仔细检查，让我拿到楼上给霍斯特曼，告诉他不要把根剪断。我上楼去了。回到办公室时，我本打算只停留一分钟，把球茎记下，然后就再出去找皮特尼?斯科特，但沃尔夫坐在椅子里叫住了我：
“阿奇。”
听他的语气，我知道他要演讲了，就回去坐下。他接着说：
“有时我觉得你怀疑我忽略了案子的某个细节。通常是你错了，理应如此。无论面对什么迷宫，我们都必须选择最有希望的路径。如果我们打算同时走遍所有路，就会寸步难行。在任何艺术领域——我绝对是位艺术家——达到佳境的最大奥秘就是鉴别削减。当然，这点不证自明。”
“是的，先生。”
“对。就拿写作来说吧。我，比如说，我要描写我的主人公如何跑去欢迎刚刚踏入森林的恋人：他从刚才坐着的木头上跳起来，左脚向前;与此同时，一条裤腿正好放下，另一条裤腿还皱在膝盖处。他开始向她跑去，先是右脚，然后是左脚，然后又是右脚，然后左脚，右、左、右、左、右……你看，有些细节显然可以省掉，是的，必须省掉，如果他要在这一章完成拥抱的话。因此艺术家省掉的要比他写下的多，他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不要把重要细节丢掉。”
“是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