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沃尔夫捏着一把汗。我觉得他把事情安扔所导如此仓促紧凑是不理智的。不错，安德鲁?希巴德的承诺当晚就到期了，但也许能说服他延长，何况是否把他作为噱头在会上推出显然不是什么至关重要的事。不过沃尔夫就是这样，他可等不及自白书稳落袋中。那种姿态，那种对运气喘之以鼻的姿态的确是他性格的一面，或许还是很重要的一面。关于沃尔夫，还有许多事情我都无法装明白。不管怎样，没有哪项法令禁止人们担心，可想想如果保罗?蔡平犯了倔，那晚的会议将如何收场，对我的脑袋也真没什么好处。去九十街的路上，我一直在盘算这些事。
沃尔夫说了我要问伯顿夫人的这两个问题都很重要。第一个问题很简单：伯顿大夫是否在星期六晚六点五十分到七点之间给保罗?蔡平打电话让他来见他?
第二个问题要复杂些：星期六晚六点三十分，有一双灰色手套放在伯顿家门厅的桌上，靠近室内门那一端。从那时起到七点二十分，房里是否有人挪动了手套?
我挺幸运，所有人都在。管家让我在客厅等，伯顿夫人来这儿见我，她满脸病容，一袭灰衣，衬得脸色更难看了，但她的脊柱依然挺直。第一个问题用了大约九秒，答案是没有，绝对没有。星期六晚六点三十分以后，伯顿大夫没有打过任何电话。第二个问题就要多费些时间了。不可能是库尔茨夫人，因为那时她不在。女儿是在六点三十分离开的，似乎也不可能，但我还是让伯顿夫人把她叫过来，以便确证。她来了，她说没把手套放在门厅桌上，也没在桌上看到什么手套。伯顿夫人大约六点回来，直到七点三十三分听到枪声，才又跑到门厅。她说她没把手套放在桌上，也没动过什么手套。她叫罗斯来。罗斯来后，我问她，星期六晚六点三十分到七点二十分是否从门厅桌上拿走了一副手套。
罗斯不看我，却看着伯顿夫人。她犹豫片刻后说：“没有，夫人，我没拿那副手套，但蔡平夫人一一”
她停下来。我问道，“你在那儿看到手套了? “
“是的，先生。”
“什么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