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了霜的青草在她的脚下发出嘎喳嘎喳的响声，她禁不住将这次散步与她上次来斯卡代尔时的情形进行对比。那是十年前一个炎热的七月午后，太阳在蓝得耀眼的天空发出爆热的光，只有树林大方地让你暂时躲开暑热。凯瑟琳和她的几个朋友在达夫代尔租了一间度假屋，作为他们在皮克斯徒步旅行的落脚点。其中有一次远足是从丹德代尔到斯卡代尔，再到斯卡来斯顿河。长途跋涉，他们感到酷热难当，而且身上黏糊糊的，于是便在从绿地上的电话亭叫了一辆出租车，等车的时候，他们便坐在一段矮墙上，东拉西扯地说一些他们在伦敦的同事的闲话。凯瑟琳甚至没有提到爱丽森，很奇怪地，她有些迷信，不愿意和她的同行分享这个故事。
她从来没想过，说服乔治·贝内特打破他三十年的沉默来谈论这个案子的人竟然会是她。虽然她从来没有忘记爱丽森·卡特尔，可是要为本世纪最令人感兴趣的案子之一写一本定性的书却还没有提上凯瑟琳的写作日程。
去年秋天在布鲁塞尔，她都没想到要写这本书。但是，根据凯瑟琳的经验，最好的故事都不是刻意找来的。毫无疑问，她心里已经知道这将是她职业生涯中最精彩的故事。
2
1997年10月-1998年2月
瓢泼大雨无情地倾泻。这时，如果她舒服惬意地待在一间有玻璃门的咖啡馆里，这场雨也没什么不能忍受的，她可以欣赏外面的大广场，一杯冒着热气的爱尔兰咖啡让她的双手暖暖的，同时，她还可以幸灾乐祸地看着那些惊慌失措的人们费力地抓着雨伞，以免被风卷走的狼狈样。可她却在一个下着大雨的星期三下午，在一间可以看见其他办公区的水泥房子里空等，她在等着一位瑞典官员想起他们的约会，所以凯瑟琳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当她计划来欧元区散心的时候，心里压根儿没想到会是这幅光景。
尽管凯瑟琳是一家消遣性妇女月刊专题报道栏目的组稿编辑，她对新闻专题一直非常敏感，她最初的名气就是由此而来。她不止一次逃开千篇一律的官僚作风带来的压力，她也常常避开办公室里的飞短流长。她的理由是她需要保持她的创造力，需要跟上变化的环境。给她写稿的作者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环境。所以，她定期地确定一个专题，这使她得以做一些研究和采访，然后把它们写出来。
她原以为对在欧盟担任重要职位的女性进行一系列的采访将会非常有趣。她却没有考虑到无处不在的官僚作风和这糟糕的天气，还有那些马拉松式的会议。至于几乎没有一个人能按时来到采访地点之类的事情更是不用提了。凯瑟琳叹了口气，她拿起会议室的电话接通了负责接待她的人，一位名叫保罗·贝内特的英国新闻官员。她原先以为他像大部分政府官员一样态度生硬，很不耐烦，但他却带给她一个意外的惊喜。一明白他们二人都是在德比郡长大的，他们的关系进展顺利得不一般，保罗尽量为她解决了所有的小麻烦。
“保罗吗?我是凯瑟琳·希斯柯特。希格丽德·哈马斯特没来。”
“他妈的，”他狠狠地说道，“你先别挂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