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信封上分别写着“玛丽的弟弟保罗，九岁”、“珍妮特，十三岁”、“雪莉，八岁”、“波琳，六岁”，“汤姆·卡特尔，三岁”、“布莱德(七岁)和桑卓·洛马斯(五岁)”以及“艾米·洛马斯(四岁)”。内容的恐怖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凯瑟琳仿佛在地狱里走了一遭，她真希望没有看到这一切。她两腿发软，跌坐在椅子上，脸色苍白，神情紧张。
汤姆转过脸，把这些信封又重新放回盒子。现在他终于明白了她们一定要置菲利普·霍金于死地的最根本原因了。他对爱丽森的所作所为已经是十恶不赦，刚才所目睹的更是丧尽天良，罄竹难书。如果他三十五年前看到这些照片，他真不知道他会不会难以自制地掐死他。爱丽森将一个托盘放在桌子上。“如果你们觉得茶和咖啡太淡，那你们得去朗诺的酒馆。我家里没酒。我二十岁刚出头的时候，天天把自己泡在酒里，只有透过酒杯的世界才会让我觉得好一些。后来我明白了，这样下去，不就是让他赢了吗?他妈的，我遭了这么多罪，不能就这样下去。”她的话听起来很冷酷，但嘴唇却一直颤个不停。
他倒好茶和咖啡，坐在了凯瑟琳和汤姆的对面，还有她的那个潘多拉盒子。“你们想知道真相，”她说，“现在这些照片也成了你们心理上的负担，还得好好琢磨该怎么办。”凯瑟琳看着她，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开始后悔自己的举动，觉得自己真该死。那些照片已经铭刻在她的脑海中，她知道，从今往后她再也别想安稳地睡觉了，她一定会做噩梦。
汤姆低着头，一言不发。他浓密的眉毛遮住了他的眼睛。他知道，由于深感震惊，他还没有从自己的精神麻木状态中恢复过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你们说，”爱丽森显得很疲惫，“这些事压在我心里三十五年了，我从没说起过。这事儿结束之后，我们谁都没有再提起过。在斯卡代尔，我每天看见凯西·洛马斯，但我们从来不说。你们到这儿来，想把这些事再翻出来，即使这样，我们谁也没有坐下来说一说该怎么办。我们认为，我们做了一件不得不做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负罪感。任何人都不会轻易把负罪感说个别人。在学心理学之前，我个人的经历早就让我明白了这一点。”
她把头发往后捋了捋，看着凯瑟琳。“我从没想过我能永远隐瞒下去。我每天都生活在恐惧当中，甚至敲门声也会让我胆战心惊。我记得我母亲给多萝西打电话，告诉她调查工作的进展情况。她每天都打。她说乔治·贝内特是一个有责任心又诚实的好警察，所以她如坐针毡。她说，他很执着，她相信他一定能够发现真相。可是他没有。”
汤姆抬起头。“这里所有的人好像天生就会撒谎一样，”他冷冷地说，“爱丽森，你就不妨把剩下的都告诉我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