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住在哪，我的朋友？”枢机主教问道。
俞牧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过去。和很多中国人的名片一样，他的名片北面也有一幅简易地图。“欢迎你们两位来寒舍和我们夫妻共进晚餐。”
“我们很乐意。你有小孩吗？”
“两个，”俞牧师回答，“都在美国出生，所以才能躲过共产党在这里实行的严酷法律。”
“我很清楚那些法律，”枢机主教向访客表示，“我们需要有足够的信徒才能让他们有所改变。我每天都祈祷着。”
“我也是，主教阁下。我想你大概知道这栋房子有……”
薛贝克摸摸耳朵，用手四处指指房间。“是的，我们知道。”
“他们有派司机给你吗？”
“有。外交部设想得很周到，”薛贝克说，“他是天主教徒。很了不起吧？”
“真的吗？”俞牧师摇着头，“我很确定他也同样很效忠国家。”
“这是当然的。”枢机主教说道。其实这并不会令人感到惊讶，这位枢机主教为梵蒂冈从事外交工作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管什么怪招，他至少都看过一次。
中国共产党虽然聪明，但天主教会的历史比中共还悠久，而这是本地政府再不情愿，也得承认的事实。
他们又继续闲聊了三十分钟，之后俞牧师才告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