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特劳布嘟哝道：“一派胡言。西塞罗不象个历史人物，倒象个当代人。我读他的这种宏论，就象读《黑色合唱》的社论一般。尤利乌斯·施特劳赫在定期呼吁反对讨厌的美国佬和血腥的布尔什维克之前，就喜欢这种古典式的插叙。”
特龙普琴斯基律师的脸上露出一丝微妙的笑容。他喜欢争论，自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用高雅的论据去击溃对手。
“我的朋友，”他正了正夹鼻眼镜，说，“西塞罗断言：成功甚至对智者也会产生腐化作用。”
“有什么成功？”特劳布吃惊地问。“到处挨打，你倒说什么成功。”
大家立即缄口不语了。只有德国人才能谈论德国人的失败。别人对此只能听而不闻。
“我起了一副次牌，”罗卡尔斯基说，搓了搓他那双长满雀斑的手，“一副地道的次牌，先生们，你们可以不必互相使颜色了。”
“可我要打九张黑桃，”费奥克蒂斯托夫－尼迈尔说。
“这样我就不补牌了。”
特劳布冷笑一声说：“斯拉夫人自相残杀，阿利安人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你怎么看，尤素福？”
“我看阿利安人会完全落空的，”尤素福答道。
“你总是发脾气，总是发脾气，”特劳布叹了口气说。“你说得对。我这个愚蠢的德国作家到了老年才明白，对艺术来讲，唯一有害的药剂就是民族主义。”
“先生们，”罗加尔斯基说，“你们的政治已经叫我头疼欲裂了。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畏避政治，因为我害怕用以确立政治的那种手段。”
“盖世太保的录音带已经不那么灵验了，”特劳布说，“再说这里也没有电源。即使你们中间有人去告密，上面也会相信我，而不会相信你们。我说得对吗，尤素福？”
“你更了解盖世太保，作家先生。”
“你这是怎么啦——正在出牙吗？”特劳布问。“想咬人吗？”他把自己的牌扔到桌上。“演员先生和出版商先生对阵吧？”他问道。“我真喜欢看书生打架。打架——总是一个故事的开端。当社会民主党人扭着屁股同共产党人打架的时候，法西斯主义就诞生了。当书生们打架的时候，秘密警察机器也就巩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