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为什么不放了他？你们不是也象对我一样放他走的吗？”
“你与他相比有一个优势，囚徒，”帕尔·帕雷奇说，“你年轻，他老了，在现今时代他已经没什么大用了。只有能跑动、能从泥泞中拖出大炮的士兵才受到器重。”
“还是放我到营房去吧。给我一天时间。我难道跑得了吗？”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翻了一页日历，用红铅笔写上：“斯捷潘·波格丹诺夫，演员。”
“好吧，”他答应道，“不过，为了防备你惹事，我们把你关到单人囚房待一天，你可以在那里仔细想想。”
“单身囚房就在禁区那，”帕尔·帕雷奇微笑着说，“就在禁区内。”
“你得放老实点，”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最好说，“你对我们并不重要。盖世太保看中了你。连我们也不理解，真的。他们这些欧洲人都是一板一眼的，是不许可乱来的，只要他们决定了，你就得执行。他们说不定早已把你忘了，象你这种人难道还少吗？可是命令如山倒，谁敢不执行。那个谢尔盖干得还不错吧？他替我们整治了很多人！囚徒们都喜欢知识分子：他用诗歌缓解你们心灵的重负，你们要是没有诗歌，就会象个聋子一样忘乎所以。”
“把刑法典给我看看，”我要求道。
“拿去吧。驱逐出境和剥夺权利。他们会找到照片的。囚车会开到你父亲那里去，这是千真万确的。”
斯捷潘点了支烟，啐了口唾沫，叹了口气，又长时间地沉默起来。
“我被关在单人囚室内，”他小声地，嗓音有点嘶哑地对科利亚说道。
“那里静极了，一点声音也听不到。在高处，在接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一扇拦着铁栅的小窗。我透过小窗只能看到一片天空。天空呈黑灰色。后来天空变成了黑色，当夜幕降临、月亮升起之后，它又变成了白色，仿佛处于弧光灯照射之下。”
“我已经什么也不能想了。我身上的一切都凝滞了，变得沉重了，非我所有了。我感到了十根手指头的重量，一条腿冰凉冰凉的，似乎有一百公斤重。我恨我的前额──那样纤细和突出，它上面的皮肤也不老实，总是动来动去，而在这层松驰的皮肤和薄薄的额骨里面（医学院的学生们用头盖骨做成漂亮的烟碟），是一团灰红色的脑浆。人们教诲我们，要为我们作为人而感到骄傲，也就是说我们不同于动物，善于思考，善于理解，理解之后善于做出决定。头脑可以感受一切并理解一切，它是我的躯体的万能的主人，但是它却帮不了我的忙，知识每秒钟不停地记录下在我内心不断增长的恐惧，而我却一筹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