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我静静听着他的画，内心里却是停不下来的猜忌，之前对刘思革的那种感觉，又回到了脑袋里——我很烦这种感觉。
但是，我也只能在他的满语中，假意活动身体，时刻盯防他的举动。谁知道他会不会突然掏出手枪，往我心口，用力的开上一枪呢?
王军英说，在我昏迷的这段时间里，他和邓鸿超一起，去打探了一下前方的情况。邓鸿超很确定，这地方就是咱们的目的地。结果虽然是好的，但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两个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是咱们完成任务后，该怎么回去。
按任务的原安排，我们应该是像当年的考察队那样，用旗娃包里的爆破工具，破开上层的水泥，然后再吊降下来。可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用了“一次性”的侥幸方式，意外的到达了这里。之所以称其为“一次性”，就是说想要按着原路返回，根本不可能。
而考察队当年破开的洞，恐怕已经被水泥封了回去。就算是没有，我们也不可能凭空飞上这个溶洞的顶端。所以，问题很严峻，我们虽然如愿到达了任务终点站，但能不能顺利走出这里，还是一个未知数。
更严峻的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背囊，里面的物资也不太够分配了。如果不能早些找到出口，那背囊里剩余的食物，很难支撑我们走回国。所以，性命攸关面前，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
于是，王军英和邓鸿超，在探路结束后，产生了意见上的分歧。
王军英的意思是，现在剩余的物资不多，结合具体情况，我们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探洞，只能把任务缩减，带回邓鸿超要找的东西就算完事。并且，我们找到出口的时间，是未知的，谁也不知道会在这地底下待多久。
加上当时的我生死未卜，不知道什么时候醒得过来。他认为，可以让邓鸿超和他一起下洞，留下旗娃在上面照料我。东西找到了，再待我苏醒，寻找出路。
但邓鸿超，却拒绝了这个看似合理的建议。他觉得，洞下面的情况是未知的，两个人下去有些太冒险，我们没有任何通讯工具，不应该将人员分散。一个是队伍的领导，一个是队伍的核心，就在两人说夺不下时，我的咳嗽声，让他们各自都退了一步。
“嗯。”邓鸿超没有睡着，而是在闭眼静听。王军英说完之后，他应了一声。
“所以，现在等你精神了，咱们再出发。”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