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為如此，李覯的名聲遠比他的官職重得多，在京西路的官員中，他比一般的知州名氣大多了。徐平選擇李覯，已經讓這件事情帶上了濃厚的理論色彩。
要立萬世法，僅僅是靠徐平在京西路多收的錢糧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有能被廣泛認可的理論支持。如漢之桑弘羊，唐之第五琦和劉晏，在財政思想和舉措上都有革命性的貢獻，但都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往往人亡政息。另一個極端例子的法家流派，有了商鞅變法的實踐，再加上韓非子的理論，不管後世怎麼貶低反對，卻一直流傳，甚至如「崇本抑末」等思想被後世各家吸收。實際上這個年代的理財思想，很多都來自法家。韓非把工商列為「五蠹」，商鞅認為學者、商人和技藝餬口的為無用之民，正是重農抑商的理論基礎。
第176章 李迪的轉變
實際上先秦的顯學之中，儒家的治國理論相對薄弱，基本沒有什麼系統性的統治教科書。要怎麼治理國家？儒家告訴後人的，是去看先王之治。不過有一點，儒家因為提倡隆禮尊賢，被視為鋪張浪費，幾乎所有的反對派都攻擊這一點。按道家和法家的思想，百姓最好吃飽了什麼事不干，什麼事不想，不要有多餘的活動，或者稱為愚民。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消耗，什麼禮儀忠孝，都是多餘的浪費。至於娛樂，那更加是罪惡了，本就不應該有，所以也就不允許有。
正是因為治國理論薄弱，什麼樣的理政措施都可以向儒家裡裝。崇本抑末，重農輕商來自於法家，一部分儒者便就吸收了進來。節用愛民來自於墨家，一樣被吸收了進來。黃老之治，清靜無為，更是成了王朝新立時的標配，與崇尚文治並行不悖。
以上三項重要的治國舉措，與徐平現在推行的新政完全背道而馳，可以說都是建立在天下之財有定數上的。這個時候，就需要李覯來破除這種觀念了。他由理論上提出了人之欲是天性，是正義的，而滿足人的這些欲望，則就是逐利。義利之辨，利與義是相輔相成的，而不是對立的，逐利與求義並不矛盾，這正是後世功利主義思想的源頭。
徐平需要李覯的理論基礎，正是在這一點上。追求滿足人的欲望是正義的，則就可以把滿足欲望的物質和精神產品定義為財富，人的欲望無窮，對財富的渴望也就無窮。而這樣的財富，可以通過人的雙手創造出來，接上勞動創造財富的提法。
人的勞動可以創造財富，則就可以順推出取得更多財富需要更好的勞動工具，需要更高的勞動效率，需要更好的組織管理，需要勞動者更高的勞動積極性。更好的勞動工具就需要工匠，更高的勞動效率需要科學的方法，更好的組織管理需要合理的分工與協作，更高的勞動積極性需要好的精神狀態，則精神追求與娛樂就成了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