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覺得有些好笑，自己用矛盾論給這個年代的書生們上課，自己講得一本正經，他們聽得也異常認真。這是徐平一以貫之的思想，《富國安民策》已經有體現，這些書生已經不陌生，把儒家體系用這樣一種簡明的辦法表述出來，還有一種新鮮感。
世間的道理本來沒有那麼複雜，只是人們一定要找一個理由說服自己，便就變得複雜起來。從上天找道理，把一切歸之於天命，結果到最後上天對人世不理不睬，失望的人們只好轉向人自己，從人的本性中去找一個理由。天理不可測，而人性總有跡可循，結果使整個體系變得愈發繁複。世上並不是每一件事都要給你一個解釋的道理，擺在那裡發生了本來就是道理，只是去認識，去理清其中的規律就好了。
見眾人不語，徐平又道：「講過了仁、義，便就明了君子何義。仁是兩個人，義是三個人，那麼君子就是一個人。何為君子？從於仁，合於義，便就是君子。無仁、義，也就無君子。合於仁、義為至善，故曰君子至善。至善於君子如北辰，求之不可得，卻可以指引前進的方向。是以我們朝著仁、義的這條路走，便就是君子之行。求之不可得，世間只有君子之行，故君子只可以行跡論之，論跡不論心。」
張載眼睛一睜，面上滿是茫然，實在忍不住，起身拱手道：「都護，小子一事不解。依都護所言，豈不是世上並無君子？然歷代聖賢，又作何解？」
徐平道：「蓋棺而論定，世間只有先君子，而無現世的君子。活著的人，只有合不合君子之行，而沒有是不是君子這一說。只有身故，後人依其所言所行，指其為君子。古人講蓋棺而定諡，夫子論語中只論君子之行，都是這個道理。因為所謂君子，不過是觀其行跡合不合於仁、義，人未死，則以身行仁、義之路不止，故曰至善於君子如北辰。」
聽了這話，眾人多是滿面茫然，還有被嚇怕了的人。君子、小人之爭，正在朝中掀起波瀾來，歷史上還大大加劇了黨爭的嚴重程度，徐平卻把君子、小人的定性一筆直接抹掉了。沒有君子、小人之別，只有行為合不合君子之行，事情就完全不同了。
這倒不是徐平故意用這個手段消弭已有苗頭的黨爭，而是事情本來就是這樣。從文化系統中去除人的本性決定後天行為這一思想，自然就沒有了天生的小人和君子。
從哲學的角度來說，當你下了一個明確的定義，便就提供了否定這個定義的反面。故正確的定義，必然是不明確的，是以孔子講仁，只是表述什麼樣的行為是仁，而並不下仁的定義。定義了直立行走的動物是人，便就同時提供了猩猩、狗熊這樣的反例。定義了會使用勞動工具的是人，同樣就提供了猩猩、烏鴉這樣的反例。不管是從這些方面，還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只要定義了人的概念，就同時提供了反例。哪怕是定義一個無所不能的上帝，也就同時提供了上帝悖論。這不是不可知論，而是人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人的認識是自己的主觀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定義概念是主觀意識對客觀世界的限制，必然是不完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