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於內憂外患，被清所代。清朝是夾雜著對滿族人內部的原始公天下，和繼承自明的家天下，又承接了大一統的大雜燴政權。表現出來，就是濃厚的奴隸制遺風。這個政權的合法性是非常脆弱的，對意識形態的討論，必然非常忌諱。王朝興替，被扔到了垃圾堆里的天命、五德終始之說，不得不被撿了出來。
之所以會出現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來劃分歐洲的白人興起前的時代，是因為歐洲的羅馬亡了。羅馬亡了，歐洲的公天下、私天下這樣的脈絡就斷了。入侵的蠻人，是從部落制進入家天下的，工業革命興起之後，從家天下進入了公天下，幾乎沒有出現私天下的歷史階段。換句話說，歐洲沒有大一統的意識形態基礎。公天下了，便有大一統的意識形態基礎。有了這個意識形態基礎，就有統一戰爭的外在需求，有結成歐盟求統一的行動。
把唐宋連起來，看作一個整體，才能看出來，蒙古滅宋，中原文明到那時斷了。蒙古滅宋幾乎是相當於羅馬被蠻族所滅，只是中原文明頑強，又爬了起來而已。
意識形態會外化為政治結構，形成制度舉措，並有一系列的政治原則。
儒、墨、道、法，先秦諸子，主要是集中在政治結構的層次，涉及到意識形態的地方不多。把他們的理論分別，當成意識形態的分岐，歷史就會成為一團亂麻。
中國傳統對社會意識形態的劃分是公天下、家天下、私天下，治亂循環，是在這個結構之內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及以後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社會這種劃分包容不了中國的歷史，套到中國來，就無論如何解釋不了秦之後的歷史時期。反過來，中國對天下屬於誰的意識形態，是可以包容掉把歷史劃分出的那些時期的。
對歷史進程的劃分，是歐洲人根據自己的歷史來的，並不是必然的歷史規律。從他們的這種劃分上，會推出共產主義這個大同之世，是因為公、家、私、公、家、私的中國歷史，和歐洲的公、家、公對上了，大家在人類的理想之世上殊途同歸。
意識形態是對歷史和現實的看法，並以此而來的對未來的展望，如果社會基礎出現了眾大轉變，意識形態的內容也會出現重大的轉變。
這種泊來的意識形態和中國歷史的不和諧，徐平前世可以不當一回事，到了真身臨其境了，做宰相了，還當成理所當然把現實向裡面套，他多大的心敢接拜相詔書。就像前世他作為一個小公務員，講傳統文化有人就拿著《弟子規》這種連村秀才都不屑一顧的東西出來講，他可以當一個笑話一笑置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而已。自己治國理政了，那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傳統文化是先秦諸子，以及後世於其上生發的傳、注，再加上各種政論文章，整個一大套的理論系統。通了，才有資格來做這個宰相。不通，皇帝問政一問三不知，前言不搭後語，皇帝不會信，百官也不會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