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做的目的，是向待制以下的官員表態，確立待制以上官員的地位和權威。他們這些人可以不計私利，以下的官員當以此為表率，堅定大家的政治立場。
官員有職、官和差遣，看起來系統複雜，有時候讓人摸不著頭腦，確實也一直有人要求改掉，認為官銜和職任應該相付。徐平堅持不改，只是同意重新理一理官的系統，把與差遣混淆的地方改掉。不是徐平頑固，而是這真地改不了，強行改，也會變一個面目回來。
簡單地說，官員有這三樣，是由政治結構決定的，並不是什麼前朝遺留，習慣成了自然。職以待文學之先，其實徐平自己的文學不怎麼樣，但是他從邕州回來一直帶職。職真正的用意，其實跟文學無關，是來別士大夫的，是不是真正執政集團的一員。官員只有帶上了職，才成其為士大夫，是清要，是有普通官員之外的紀律要求的。帶職和革職，以及職的升降，是對官員提拔和處分的一部分。小官帶職，一樣也以任關鍵差遣。
士大夫要自成一黨，帶不帶職，就決定了是不是屬於這一黨中的一員。哪怕沒有徐平這樣明確，事實也是這樣，所以歷史上的元豐改制，改完也要回到這樣一個系統中來。
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是一句籠絡人心的口號，而是政治原則，是要落實到政治結構中，貫徹到政治行為當中的。官制是政治結構中的一部分，不是獨立的。
官決定了官員的收入，享受什麼待遇，是與職級有關的。差遣是具體做的事情，一直有人抱怨太亂，特別是與前朝的官制比起來雜亂無章。亂是正常的，因為以前沒有哪一個政權跟宋朝這樣，管到了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不如此不能夠適應。
與徐平前世類比，職其實就是黨內職務，官就是你是什麼級別，差遣是實任職務。這個年代的各種使，各種提點差遣，其實就是徐平前世的各種長，各種主任。比如他的前世縣黨委委員、正科級、農機站長，對應的就是這個年代的職、官、差遣系統。
只是宋朝是黨政合一，沒有跟行政分開的士大夫組織結構，士大夫就是政治結構中掌權的人員。這樣的結構，是因為政權本身是調和性的政權，不是專政政權。不需要再把士大夫單獨成立一個黨，用來代表某一階級的利益，確保政權的專政性質。
把階級理論中哲學基礎的否定之否定用三生萬物換掉，作為意識形態，士大夫集團就成了執政黨，而不是革命黨。作為執政黨，不需要單獨出來確保專政，因為這種意識形態之下沒有專政，而是調和。
沒有徐平，不來做這種改造，而是正常發展到王安石變法，出現新舊兩黨，那麼條件合適就會出現資產階級形態的政權。沒有巨大的外部威脅，軍隊能徹底掌控，社會上出現一個資本家階層，官營事業慢慢向社會轉移，宋朝就成了資本主義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