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桑治平对巡抚的这番感慨深表赞同，“体察，就是亲身去查看，不是只听禀报看公牍，那毕竟隔了一层，许多真情实况就被蒙蔽了。”
“仲子兄，你有没有打听一下买好铁的价钱?按铁老板开的价，收购十万五千斤好铁，要多少银子?”张之洞说着，自己也端起一碗茶，抿了一口。
“我问了，一斤好铁大约要八九分银子。若平均按八分五算的话，十万五千斤好铁需银八千九百两，即使不算脚费，工部所给的银子也还短缺近五千两。”
“是呀！”张之洞捧着茶碗，慢慢地说，“我问了下先前的铁差押运官，从山西运到上海，光绪六年那一次，每斤铁耗银五分五，光脚钱就耗费一万五千两，现在开销可能还要大些。加上买铁的钱共差一万余两，这笔庞大的开支从何处来呢?”
“我这次在长治遇到一个人，他说如果这差使包给他，十万五千斤铁，他只要三千二百两银子，就可以按期全数运到上海。”
看着桑治平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神采，张之洞也兴奋起来：“此人是谁?他能有这大的本事，每斤铁只需三分的脚费！”
“此人是个洋人。”
听说是个洋人，张之洞脸上的喜色顿时消除了。他冷冷地说：“洋人都是骗子，不要相信。”
桑治平脸上的喜色却依旧：“我和这个人说过一晚上的话，我看他不是骗子，他比我们许多中国人都诚实。”
“你跟他说了一个晚上的话?”
张之洞睁大了眼睛。他虽然多年来就开始注意外国的事情，也读过几本江南制造局译书馆译的外国人写的书，并且上过不少关于夷务的折子，但和他的京师清流党朋友一样，始终没有近距离地见到一个外国人，更谈不上与他们交谈了。当然，最主要的是他不懂洋话；另一方面，他也不屑于跟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夷番对话：他们都居心险恶，且无学问，一个堂堂天朝礼义之邦的官员，岂能与他们交谈！
“是的。”桑治平笑了起来，说，“我们是用中国话交谈。香涛兄，你可能根本没有想到，他的中国话说得比我还中听。我的话里常有河南土音，而他说的竟是差不多标准的京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