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桑治平、王之春暗访越南的日子里，战事的发端地越南北圻倒是意外的宁静，而数千里之外的中国东南海疆反而日趋紧张，凭借着精良的武器装备和坚实的国力基础，面积不足四川、人口少于两广的法兰西帝国，从来就视大清王朝如掌中之物，有恃无恐地对它进行讹诈和欺侮。
就在法军侵犯谅山，王德榜率部把他们赶走的第二天，法国驻北京代理公使谢满禄便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说法方按规定收回谅山，却遭到中国军队的袭击，中国违背天津李福条约，应负担此次事件的责任并赔偿军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复函法国公使：天津条约载明三个月后再议定详细条款，在详细条款出来之前，双方应维持现在局面不变，法军此时收回谅山之行为本属不当，应视同法军侵犯了清军，军费赔偿应由法国方面承担。总理衙门的复函显然站在正理上，但谢满禄狡辩说，条约应以法文本为根据，中文本翻译有误。清廷再三核对中、法两个文本，并无歧义，乃予以严厉驳斥。法国政府恼羞成怒，立即派出正式公使巴德诺赶到中国，要中国按天津条约第二款赔偿军费二万五千万法郎，折合白银一百二十五万两。
作为天津条约的谈判者和签字人，李鸿章对法国政府这种做法也颇为头痛。他告诉已抵上海的巴德诺，驻扎在越南的中国军队已遵命按兵不动，北圻平静，条约中已写明没有赔款一事，再要中国赔款不能接受。巴德诺以逗留上海不赴北京的作法来拒绝与总理衙门及李鸿章会谈。软弱的清朝廷竟然迁就巴德诺，改派两江总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与巴德诺会谈。此时，陈宝琛亦以南洋军务会办的身分来到南京。
一贯主张对外强硬的陈宝琛对曾国荃说，要坚持天津条约，据理力争，决不能示巴德诺以弱。曾国荃却说，他已接李鸿章密电，李说法国现已对中国东南海疆采取军事行动，形势紧张，一触即发。战争一旦打起，则对中国不利。若能以小的损失来换取大局的安宁，应是可行的。李的密电还说天津条约已请太后认可，要朝廷拿出钱来作赔款，太后面子上过不去，君有难处，为臣子的应当体贴，请两江代朝廷受谤，在与法使会议时，无论曲直，拿出几十万银子来给法国，满足他们的贪欲之心，这样做，无伤国体。
陈宝琛坚决反对这样做。曾国荃却并不理睬陈宝琛的意见，摆出一副上司的派头，命令陈宝琛代表他去上海与巴德诺接触，许以五十万两银子为代价，息讼罢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