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那年宴请俄皇太子后，张之洞再也没来过此地了。
晴川阁果然不亏待文人学士。张之洞一坐下来，在江风涛声、山气鸟语的感染下，文思倏然间便如泉水般地涌冒出来，仿佛当年在翰林院做学士似的，有一种奔放欲出不可遏制的冲动。世受国恩、身为疆吏获得过皇家格外恩宠的张之洞，不论是出自内心的情感还是为了今后政治的需要，他都情不自已地要歌颂大清朝的德政，希望天下臣工百姓如葵花向阳般地仰望太后皇上，拥戴朝廷，巴望大清王朝能固若金汤，万古千秋传下去。作为一个生于世代书香家庭，从小浸泡于儒家典籍之中，做过多年学政，写过不少代圣人立言文章的士人，张之洞对周公之礼、孔孟之学发自内心的顶礼膜拜、五体投地。无论是表明自己的名教皈依，还是公开与康有为等人划清学术分野，以免珠目相混、鱼龙相杂，他都要借此机会向世人说个清楚。
于是，在江山如画的龟山禹功矶上，在安谧祥和的晴川阁净室里，张之洞日以继夜地挥笔疾书：
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保种必须保教，保教必须保国。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自汉唐以来，国家爱民之厚未有过于我圣清者也。王化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权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汉兴之初，曲学阿世，以冀立学，哀平之际，造谶益纬，以媚巨奸，于是非常可怪之论盖多，如文王受命，孔子称王之类。此非七十子之说，乃秦汉经生之说也，而说《公羊春秋》者为尤甚。
张之洞认为，这些都是属于务本的范围，而“本”之悟，全靠的中国学问的熏陶，西洋学问是不可能教授的，甚至有大相抵触之处。无论是两湖书院的学子，还是天底下求学求知的年轻人，都应该深知此本不可动摇，不可移易。
倘若丢掉了这个本，何以为中国之人?无论是朝廷内外的官吏，还是准备进入仕途的士人，都应该加深对“本”的认识，绝不能在西学东渐的时候，迷乱心性，失却方向，忘祖而背本。苟不若此，则中国将何以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