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是杨深秀。早在山西时，杨深秀便因献鱼鳞册而受到张之洞的赏识，后聘请他出任晋阳书院的教习。他进京做官后，仍与张之洞保持良好的关系，并自称是张的学生。张之洞有不少信件在杨深秀手里。实行新政以来，杨深秀很活跃，张之洞对他的活动大多表示支持。张之洞担心，倘若万一查抄杨深秀的家，查出自己写给杨的信件后，岂不成了麻烦事！张之洞向已任刑部官员的儿子仁权发出急电，要儿子打听杨深秀的事，特别关注是否抄了杨家。第二天儿子回电：杨深秀虽人刑部大狱，但家却没抄。张之洞放心了。
最令张之洞忧愁的是杨锐。作为得意门生和受器重的幕僚，从太原到广州，从广州到武昌，杨锐一路跟着他，从未分离过。那年，又是他推荐杨锐进京任内阁中书，实际上是湖广衙门在京城的耳目。这些年来，要说张之洞对待杨锐，在信任和依靠上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儿子。感情上他不愿意看到杨锐被捕坐牢，理智上更觉得杨锐不应该遭此劫难。张之洞深知杨锐和康有为不是一类人。杨锐被皇上超擢，按谕旨办事，何罪之有！即便皇上做的事大违太后之意，责任也在皇上身上，而不应当由一个军机章京来承担。杨锐冤枉！
杨锐在好几封信里，都说起过他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分歧，他是不赞成诸如民权、议院这些过激主张的。现在，却因康有为的事而被捕入狱。一个正在成熟的国家栋梁转眼间成了囚犯，这不太冤枉了吗?要为杨锐诉这个冤！
张之洞刚一冒出这个想法，心里又不免有几分畏难。眼前的变局是太后一手在操纵的，新旧之争演变为权力之争；从朝廷公布的官方文书上，权力之争又被说成是镇压奸佞集团的正义行为。杨锐已和康梁同被列入奸佞一类，为杨锐诉冤，岂不是为奸佞诉冤?身为国家大臣，此举岂不有和朝廷作对的嫌迹?诉不诉，如何诉?时局危急，又容不得太多的思考。张之洞为此而心如火焚。他多想找一个人来商议商议，然桑治平已不在身旁，谁可与之谈此等腹心话?
下午，念扔过来禀报汉阳铁厂的事，说起铁厂的总办郑观应在幕友房里与众人聊天时，对谭嗣同、杨锐四章京被捕一事深为遗憾。又说督署幕友们也对杨锐遭此不测之祸叹息不已。念扔的这几句话给张之洞以启示：为避嫌疑，自己不能出面，找一个局外人来关说，既可达到诉冤目的，又可以免遭风险。现在有一个最好的人选摆在面前，那就是汉阳铁厂督办兼铁路公司总办的盛宣怀。
此人绝对是新政的拥护者，是杨锐等人的同情者，他门路极广，且以局外人的身分出面更为妥当，但不知道此刻他愿不愿意出面?
念扔说：“郑观应的话说得激昂．估计盛宣怀也是这个态度。再说，他现在跟我们关系密切，也不好意思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