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得张之洞的器重，除开他的学问人品外，最主要的是在中国维新改革这件大事上，他和老师持完全相同的态度。
他主张变革，主张学习西方，主张引进西学西艺直至西政，是一位站在时代潮流前端的激情洋溢的维新志士。
但他的维新主张是稳健的，他希望中国的改革是渐进的，是次第推行的，不赞同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试图一夜之间改变中国面貌的激进行为。他也希望中国的改革是温和的，是在不过多伤害既得利益者的前提下达到国富民强的愿望。他更服膺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说法，认为这才是导中国于正途的惟一准则。他最大的愿望是中国每个督抚都能像张之洞这样脚踏实地地在本省举办新政，发展洋务实业，若中国每个省都像湖北省一样，办工厂，开矿山，建学堂，练新军，有个十年二十年，还怕中国不富强吗?
他的这些想法和张之洞非常吻合。可惜，他被当作“康党”杀了头，真是冤枉透顶。真正的康党至今逍遥海外，被冤枉的康党却已屈死多年，人世间是多么的不公！令张之洞心中更为痛苦的是，杨锐的千古奇冤，他却不能为之申诉，更不能为之公开辩白！明明含着一肚子苦水，却不能把这苦水吐出！袁昶虽也是冤死，却很快得到昭雪，亲朋好友可以名正言顺地祭奠他，他的子孙不会因此而受牵连。可怜忠心为国的杨叔峤，至今仍身负恶名。朝廷没有为他平反，人们便不敢公开悼念他，他的妻儿便不能抬起头来堂堂正正地做人。作为一个国家大臣，张之洞只能把对杨锐的这份情谊深埋在心底。得知杨锐的妻儿已安全回到四川绵竹老家后，张之洞曾打发大根悄悄地到绵竹，代他去看望，再送二千两银子，叮嘱他们切不可自暴自弃，天道神明，总是会保佑忠良的。
尽管如此，这几年来，他每当想起往事，杨锐那张憨厚的娃娃脸便会浮现在他的眼前，令他有如利箭穿心般的痛苦，也为自己身居总督高位却不能援救一门生而难受。现在，他突然有了个想法：这个楼房本就是因杨锐的建议而修筑，何不就用此楼而纪念他呢?借题匾额来表达这种心愿吧！但这种表达又不能让人看出来，诸如什么“杨锐楼”“叔峤楼”之类的名字都不能用。煞费苦心地想了很久，张之洞终于想起杨锐背诵杜甫的八哀诗来。八哀诗并非杜甫诗中最好的作品，且篇幅很长，但杨锐却喜欢诵读，且能一字不漏地全部背出。张之洞知道，这是杨锐在借古人之酒浇自己胸中的块垒，老杜伤的是开元、天宝，杨锐伤的是当今。
“君臣尚论兵，将帅接燕蓟。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杨锐那略带川音的抑扬顿挫之声又响在耳畔。“豁蒙”吧，皇上受康梁之蒙，太后受宵小之蒙，才会酿成戊戌年那场本可避免的悲剧，导致杨锐的含冤受害。也是因太后受载漪、刚毅及义和拳之蒙，才有庚子年那场本不应发生的惨祸，使得袁昶无缘无故地丢了头颅。其实，又何只太后、皇上要豁蒙，中国数万万百姓更需要豁蒙。几个头领登坛一吆喝，便有数十万人响应影从，相信神灵附体、刀枪不入，这还不蒙昧吗?有多少人终生不识一字，非但不懂西学洋务，连孔孟先圣的教导也不与闻，既不知富民强国，也不知修身养性，从生下到死去，浑浑噩噩、糊糊涂涂地过了一辈子。这些碌碌生灵，难道不更需要豁蒙吗?这“豁蒙”二字，既寄托了对杨锐的哀思，又表明了自己的期盼，真是太好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