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极大的不悦冲上脑门，他将葆庚的名刺和信扔在一旁，躺在椅背上呼呼出气。
大根瞟了一眼名刺后问道：“原来是先前的山西藩司葆庚，他不恨死了您吗?为何还要来见您?”
是的，他为何要见我?张之洞默默地思索着：若说我现在是大学士军机大臣，他想巴结的话，名刺上明明写着“致仕”二字，既已不做官，就没有巴结的必要。若说叙旧情，山西的旧情只能使他痛苦，没有哪个人愿意自揭伤疤，何况当着刺伤他的人的面?
那么只有一点，葆庚是想在我的面前炫耀他这些年的高官厚禄，炫耀他的蒙恩加三级致仕。而且还要翻案：他当时没有错。。真学问”三个字，不是分明指责我当时只凭书生意气而缺乏真学问吗?
好个贪官污吏葆庚！他既敢这样肆无忌惮地在我面前耀武扬威，把他叫来，好好地训斥一顿。张之洞正要大根把这话告诉送信的人，转念一想，又觉得大没意思：是谁使得他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是谁使得他敢于否定自己的罪行，秋后算账?还不是朝廷吗?还不是有一批居高位掌重权的人和他站在一边吗?张之洞又想起刚到武昌不久，便收到曾国荃寄来的由王定安写的《湘军记》。在序言里，曾国荃竟然无视事实，颠倒黑白，称王定安为异才，只因命运不好而仕途不顺。当时他真想和这个横蛮不讲理的曾老九打一番官司，只是那时正在筹建铁厂，忙得不可开交，实在分不出这份心来才作罢。许多正派清廉的人受压遭屈，痛苦一生，却有更多像葆庚、王定安这样的宵小之徒，偏偏左右逢源，快乐享受一辈子，说不定还要在史册上留下一个美名。这天道人世，难道真的原本就不公不平吗?
张之洞很有些心灰起来，吩咐大根：“你告诉送信的人，我近来身体不适，见面一事，以后再说吧！”
大根心里有气说：“四叔，让他来，您教训他一顿，杀一杀这个老东西的威风！”
张之洞叹了一口气，苦笑道：“我平生有三不争：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士争名，三不与无谓争闲气。我犯不着与葆庚这种无谓人争闲气，弄得自己不舒服。”
就在张之洞进京后事事不顺，心情抑郁时，武昌城又给他传来一件极不幸的消息：佩玉永远离开了他和孩子们，撒手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