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王莽的卑鄙目的，這是一個歷史的懸案。因為，不僅在西漢，就是到隋唐明清，
讖緯符瑞之類仍是統治者經常利用的工具。何況他從自己屢受挫折的經歷看出了做
學問也必須有政治靠山。在經王莽提攜而地位不斷提高後，他更痛感與其苦苦地做
學問，不如設法謀取利祿。當時，揚雄不願與王莽同流合污，而潛心於著述《太玄》、
《法言》請書，以至“家素貧”“時人皆忽之”。劉歆與揚雄是幾十年的好朋友，
他勸揚雄說：“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
後人用覆醬瓿也。”[注]這是一句極有代表性的話，它固然是對揚雄“恬於勢力”、
“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的規勸，更反映了劉歆的人生觀，說明此時的他已不再是
一個安貧樂道的純學者，而是一個熱衷於祿利的政治型的學者，他的思想和著述已
沾上了厚厚的銅臭和權勢欲。他和甄豐、王舜三人“為莽腹心，倡導在位，褒揚功
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
歆亦受其賜，並富貴矣。”前人對劉歆“助成莽篡”的譴責，是有道理的。
王莽建新的頭幾年進行了一系列的“改制”，有的是針對社會矛盾進行的企圖
挽救危機的措施，有的是為了進一步迷惑人民進行的一些表面的變動。“改制”的
內容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是改天下田為“王田”，奴婢為“私屬”，禁止買賣。
一家男口不超過八個的，占田不能過一井（900畝），分余田給九族、鄰里或鄉黨；
無田者則按制度受田。這是企圖通過恢復古代的井田制度並禁止買賣，來制止日益
劇烈的土地兼併和奴婢買賣。二是推行“五均賒貸”和“六囗”法。在長安等六城
設五均官負責徵收工商稅，掌握市場物價，物品滯銷時由政府收購，價格上升時再
出售之，並給貧民賒貸。這是“五均賒貸”。由政府對鹽、鐵、酒、鑄錢、山澤生
產稅和上面的五均賒貸實行壟斷，叫做“六囗”。其本意是想以此來抑制豪民富商
的盤剝，使貧民得以維持最低的生活。三是改變幣制。還在王莽當攝皇帝時，就另
鑄大錢、契刀和錯刀三種新幣。始建國元年，又廢契刀、錯刀和五株錢，另鑄小錢，
與大錢同時使用。次年，又改作金、銀、龜、貝、錢、布，名曰寶貨，共五物、六
名、二十八品。貨幣制度屢變，而且換算又不合理。其本意是要抑制商賈的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