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職在刺割。章和二年（88年），罷州家居。”這條自紀《北堂書鈔》卷73和
《太平御覽》卷602引作“章和二年，徙家避難揚州丹陽。”有誤，“章和二年”應
作元和二年，章和二年是充自免家居年，非始往之年。辟，指徵辟，被征去作官，
不是避難。《後漢書》亦載：“刺史董勤闢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辟字正
作徵辟講。揚州是漢武帝所置十三部（州）之一，東漢為郡上一級行政機構。丹陽、
九江、廬江皆郡名，當時屬揚州部所轄。在元和三年前，王充為任何所尚不清楚。
劉汝霖《漢晉學術編年》建初元年條，根據王充《對作篇》“建初孟年，中州頗歉，
穎川汝南，流民四散，聖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
以備睏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的自述，遂懷疑“充所仕者非在
會稽而在中州之郡邪？”但別無旁證，難成定論。
造成王充這種徘徊州縣，淹滯不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後來王充結合自己的切
身體會，曾對仕路窮通作過全面的分析和論述。《逢遇篇》將入仕宦的達與不達歸
結為遇與不遇：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
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才高行潔，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
遇，進在眾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
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
古人常說“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賢才常有，但仕宦的機會不常有。生
逢其時，仕遇其主，雖才淺德薄也因緣得進；反之，如果生不逢時，所遇非人，即
使才高八斗，德比夷齊，也會落拓在野，沉淪下僚。這在缺乏健全的竟爭機制時更
是如此。不過王充生當光武、明帝、章帝、和帝之世，正是東漢王朝的上升時期，
徵辟舉拔之制，還是比較正常的，似乎談不上生不逢時的問題，但並不排除其所遇
非人的可能。《後漢書》說他“仕郡為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王充也曾自紀建
初初年，中州欠收，充曾上書郡守，主張厲行節儉，以備睏乏，但“言不納用”；
時俗嗜酒，充以為酒耗五穀，又有醺酒滋事之憂，奏記郡守：主張“禁酒”，亦不
被重視。讀書人的看家本領就是建言獻策，既然言不納用，可見他遇到的確實並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