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他在《讀韓》一詩中寫道：“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真。力去陳言夸
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說韓愈並沒有把握儒家真正的“道”，他的努力徒勞無
益。宋人評韓還涉及到韓愈的人品，如說他貪祿喜進、言行失儉、沽名釣譽等等。
如《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18引蘇軾責備韓愈“示兒皆利祿事”，《河南程氏遺書》
卷18記伊川語謂“退之正在好名中”，又說“退之晚來為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
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張子韶《橫浦日新》說“韓退之求官書略
不知恥”。朱熹甚至說韓愈“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
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為傳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詩博奕，酣飲取樂而已。”[注]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對韓愈的道、文、詩、德無一褒詞，說他
“所奉者義也，所志者利也。”直到現代，人們對韓愈的評價仍無定論，聚訟紛紛，
真可謂“千秋萬歲，名不寂寞”（錢鍾書語）。
對韓愈評價，不能失之片面和武斷。韓愈這個人有他的時代局限性。對他勇於
進取、追逐功名這一點，我們要看到他不像後來的道學家那樣虛偽。而且他積極入
世，勇於任責，對政治表現出極大的關懷，為了維護自己所懷之“道”，敢於直言
忤君，觸犯逆鱗，這表現了一個正直士大夫應有的品格。至於以利祿誘子一事，封
建社會有幾人不是在利益驅動之下讀書做官的？
韓愈的一生，幾經浮沉。特別是處在朋黨、宦官、藩鎮鬥爭的三角關係中，個
人的命運更難以捉摸。他依違其間，儘管各個集團之中都有與他交往的友人，但雙
方都懷著或明或暗的戒心。因此，他有時感到非常的孤獨。他自述說：“公不見信
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進學解》）“不善交人，無相
生相死之友於朝。”（《釋言》）“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
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何為乎？”（《與李翱書》）但總的來說，韓愈雖屢被貶
黜，卻能得以善終，平生的名位也不為不高。他有一首《示兒詩》這樣寫道：“始
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
可見他對自己的處境還是較為滿意的。他雖然一生汲汲追求功名，但並不滿足於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