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凍餓而死。而且興築樓殿宮閣以事佛，雕造土木銅秩以肖佛，竭盡百姓的財力，
必然給社會經濟造成危害。
李翱反佛的態度，顯然不像韓愈那樣斬釘截鐵。他批評人們對佛教“惑之者溺
於其教，而排之者不知其心”，因此“雖辨不當，不能使其徒無嘩面勸來者，故使
其術若彼其熾也。”自從佛教傳入中國以來，就有很多人站在中華本土文化的立場
上對它進行過排擊，但越是排擊，佛教在中土越是昌熾，終於與儒、道二教鼎足而
三，甚至有壓倒二教之勢。李翱認為這是因為佛教對普通百姓具有一定的誘惑力，
而批評佛教的人又沒有真正理解佛教，即“不知其心”。李翱雖然反對佛教，但同
時也承認佛理可以正心。在《與本使楊尚書請停修寺觀錢狀》一文中，他感嘆“天
下之人以佛理證心者寡矣”。他把佛教理論與佛教形式（土木鋼鐵）作了明顯的區
別，從文章的口氣來看，反對的是後者，而不是前者。因此，李翱對佛教的態度，
不是簡單的罵倒，而注意吸取佛教的思想營養，自覺地將這些思想營養融合到自己
的理論系統中去。他的學說中有很大一部分來自佛學，特別是佛教禪宗的理論。據
計有功《唐詩紀事》卷35載，李翱任朗州刺史時，有贈禪宗僧侶藥山惟儼詩二首，
其中有“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霄水在瓶”之句，可以證明，李翱不僅與佛教禪
宗高僧有很深的交情，而且虛心向這些高僧請教佛教義理，並深有所悟。
李翱自覺吸取佛教的心勝學說，目的在於發展儒家的心性理論。他對佛理吸收
的同時，強調六經之旨是“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泱朋友”。
①他讚頌孔子是“聖人之大者也”。②他服膺儒學，在《與淮南節度使書》中，他
說：“翱自十五已後，即有志於仁義。”與他同時的韓愈首倡振興儒學，攘斥佛老，
李翱作為韓愈的朋友兼學生，也為儒學復興搖旗吶喊。他與韓愈所不同的是，韓愈
攘斥佛老，主要從外在的政治、經濟、文化、倫理等方面立論，而沒有能在心性論
方面講行“鞭辟近里”的闡發。韓愈在這方面的缺陷也成了他被後人批評的主要口
實。李翱反佛也涉及到佛教流行對封建國家政治、經濟的蠹害，對中華儒家傳統倫
理道德的衝擊等方面，但他能在心性方面吸收佛教的學說，嘗試創立一套新的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