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陽明心學的終結，標誌著陽明心學的發展達到了它的頂峰。
王守仁的“致良知”學說是將《大學》的“致知”與孟子的“良知”說結合起
來加以改造和發明而產生的。《大學》謂“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聖”，強調
“格物”是身心修養的首要環節。王守仁對此進行了改造，認定“格物”就是“格
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答羅整庵少宰書》），因而
“致知”也就在於“格心”。《孟子》所謂“良知”，主要是指先天固有而不經後
天習得的善性，即天賦的道德意識。王守仁就此作了很大的發揮，認定“良知”為
心之本體，能生天地、萬物和人類；它“動靜一源”，是封建倫理的升華和至善的
道德；它是“辨別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這樣，被改造過的《大學》“致知”
和被發揮了的《孟子》“良知”兩個觀點便溶合為王守仁的“致良知”說。在王守
仁看來，“良知”也就是“道”、“天理”、“本心”；“致”就是使良知“明覺”
和“發用流行”。“致良知”也就是把“良知”擴充、推及到萬事萬物之中，予以
發揚光大，從而將人的潛在道德意識轉化成現實的人生價值。
王守仁之所以要倡導“致良知”，自然是為了達到“為善會惡”、維護封建道
德規範這個現實目的。所以，他後來把自己的心學宗旨歸結為“王門四句教”，即
“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這是王守仁的晚年定論，與其“致良知”說相吻合。由於“致良知”說甚為“明白
簡易”，“雖至愚下品，一提便省黨”（《寄鄒謙之（三）》），加之王守仁宣揚
人人皆有“良知”，個個做得“聖人”（《傳習錄下》），使“致良知”得以普及
和推廣，因而其影響十分深遠。
教育論王守仁不僅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以弘揚“聖學”為己任，
一生講學不輟。凡他所到之處，或立“鄉約”，或興“社學”，或建“書院”，總
是大力推行社會教化，並藉以宣揚他的思想學說。王守仁於明弘治十八年（1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