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積極意義的。
顧炎武的政治思想，亦多著眼於風俗人心；同時，由於炎武重視實用而不尚空
談，所以“能於政事諸端切實發揮其利弊，可謂內聖外王體用兼備之學”（錢穆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顧亭林》），其大端則在郡縣分權和地方自治二者。他認
為，要富國裕民，首先在於信任地方官吏，並賦予其實權，《日知錄》卷9《守令》
條說：“所謂天子者，執天下之大權者也。其執大權奈何？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
人，而權乃歸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於百里之宰，一命之宦，莫不分天子之權，以
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權乃益尊。……而今日之尤無權者，莫過於守令；守令無權，
而民之疾苦不聞於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國命乎！”因此，郡縣守令應該擁有“辟
官蒞政理財治軍”的權力，則“國可富，民可裕，兵農各得其業”，達到天下大治。
炎武另撰有《郡縣論》9篇，對這一點加以系統而具體的論述。概括言之，他提出：
“方今郡縣之弊已極……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於亂也”，而
此種局面的形成，正在於皇權的獨專，“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
上”，因此，“民烏得不窮、國烏得不弱”！有鑑於此，炎武亟求變更，大聲疾呼：
“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甚一日者矣。”
此外，顧炎武還主張均田減租，開礦興利，反映了當時新興的市民階層的要求，
具有進步意義。
大體而言，炎武的政治思想，由於歷史的局限，是以“寓封建之制於郡縣之中”
為宗旨的，這固然因其“法古用夏”、“則古稱先”的思想前提而不免為書生之見，
但“主分權、重自治”的主張依然閃耀著進步、民主的思想光芒。
在經學上，顧炎武旗幟鮮明地提出：“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非數十年不能
通也。……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文集》三，《與施愚山書》），並猛烈抨
擊明末王學末流那種侈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
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練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