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便是梁氏為中國文化開出的救治良方！
梁氏的這一套以先驗存在的“意欲”作為邏輯前提，並以一直覺體悟的認知方
式將“意欲”的發用流行規範成三個方向。從而形成人生的三大路向及三種人生態
度，繼而相應地形成三大文化體系的致思理路，其邏輯的不周延和簡單化是顯而易
見的。他試圖以一簡約的概念去涵蓋那極為複雜而多樣化的歷史與文化，雖然能給
人以宏觀清晰的印象，但卻不免有“削足適履”之弊。但是，不管梁氏的文化理論
是多麼的簡約與主觀片面，其中理論上’的貢獻卻是無法否認的：他徹底打破了以
歐洲文化為中心的文化一無論者的迷夢，並使國人眼界大開。而他從全新的理論視
角對儒家傳統文化所賦予的深刻意涵，又使當時的任何一派文化論者都大為遜色，
這種融深邃睿智與強烈主觀情感於一體的文化理論，打破了當時“徹底否定”與
“徹底保留”的雙重迷障，從而將中西文化的論爭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
就梁氏一生為學而言，他並非為哲學而研究哲學。作為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
他的文化哲學的真正目的乃在於保存中國的文化本質，或更確切地說，保存儒家的
倫理價值，並嘗試著去開創真真正正的中國文化復興之道。正如美國學者艾愷所說：
“他將自身所遭遇到的困惑不安，投射到中國文化的困境上，把他對人類的普遍性
關懷結合到特殊的中國處境的當下問題上。”他和梁啓超、張君勱等文化保守主義
者一樣，“在實證論所隱含的決定論之外，共同致力於保存倫理道德，並且努力從
傳統的外觀下去尋找中國文化的真正意義。”
梁漱溟和他之後的新儒家學者一樣，其終極關切是探求“意義”（這裡所謂探
求意義乃指探求宇宙、人生的基本意義）。正是在這一“意義”探求過程中，他將
自己置於生生不息的文化之流中，並將自己同文化視為一體。因此，他在追問、探
求自身的存在意義，同時也是追問、探求中國文化的意義。他探求自身的安身立命
之道，同時也就是探求民族文化的安身立命之道。在他的一生中，其終極關切的核
心是：中國歷史文化的價值何在？她在整個人類文化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而她未
來的前途又如何？就在這一價值（或意義）的追問、探求過程中，一個以“為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