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的境界。“在此種境界中底人，其行為是‘事天底’”（同上）。處此境界中之
人，已完全地覺解到宇宙的存在並自認為宇宙之一員，自認是“天民”，因而他的
行為皆符合宇宙“大全”之利益。他與宇宙“大全”相融無間，因而能超成敗、超
順道、超生死，最終達於“極高明而道中庸”的聖人境界。
在馮氏以上的境界說中，處於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中的人即是現實生活中的一
般大眾，這兩個境界是人不求而自達的；而生活在道德境界與天地境界中的人分別
就是賢人和聖人。聖賢是人所應當努力成為的人，而這兩種境界也正是作為人應該
不懈追求而努力達到的境界。因此，對於人生的努力來說，只有後兩種境界才有意
義和價值。馮氏認為，人的努力與追求無需外在的行動，只需不斷加深自我“覺解”
的程度，直至達到最高程度的“黨解”，實現“成聖”的終極目的。而幫助人提高
“覺解”的程度，正是馮氏建構哲學形上學的最高目的和意義。由此看來，馮氏的
“新理學”雖從最不著實際、拋開任何現實具體內容的形式的、邏輯的觀念開始，
但最終的目的卻仍然落在“使人成為聖人”這一非常具體、實際的結論上，這便是
“新理學”的旨趣之所在。
馮友蘭是繼梁漱溟、熊十力之後“新儒家”學派的又一位重要代表，他的“新
理學”是中國三四十年代有相當影響的哲學思想體系。“新理學”的建立，標誌著
新儒家哲學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成熟的階段，新理學不襲今，不仿古，而是力求在繼
承和發展前人思想的基礎上，致力於中西哲學的融會貫通、博採眾家、自成體系。
從而在現代中國哲學界獨樹一幟。這主要表現在：首先，新理學突破了梁漱溟等早
期新儒家學者將中西文化對立起來的偏狹觀念，而以一開放的心態和寬容的精神，
尋求中西文化之共同點，並以此為基礎，取長補短，互相融合，表現出前所未有的
包融性和開放性；其次，馮氏鑑於中國傳統哲學中重總體概括、輕邏輯論證，重直
覺體悟、輕理性思維的缺陷，試圖引進現代西方哲學界較為流行的“邏輯分析”方
法，以改造傳統哲學的思維方式，從而開闢了一條研究哲學的新路，這對促進中國
邏輯學的發展大有裨益。
（楊全昌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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