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森告诉他，自己要向某个慈善机构匿名捐款，这就是为什么他需要现金。”
“某种该死的捐款。”
“有些人就是比其他人慷慨，莫尔斯。”
“这些钱是他在约瑟夫斯遇害之前还是之后取出来的?”
贝尔第一次显得有些不安，“其实是在遇害之前。”
莫尔斯沉默了一会儿。这些新证据之间完全不吻合。“劳森谋杀约瑟夫斯的动机是什么?”
“可能是勒索?”
“约瑟夫斯有他的把柄?”
“差不多。”
“什么把柄?”
“有些流言蜚语。”
“哦?”
“我更喜欢事实。”
“劳森猥亵唱诗班的男孩?”
“你说话总是这样中听。”
“那么事实到底是什么?”
“两个星期之前，劳森给了约瑟夫斯一张二百五十英镑的支票。”
“我明白了。”莫尔斯慢慢地说，“还有什么?”
“没有了。”
“我能看看卷宗吗?”
“肯定不行。”
接下来一个小时，莫尔斯就在贝尔的办公室里查阅卷宗。
相对于有限的人手，针对约瑟夫斯和劳森两个死亡案件的调查可以算是相当彻底，当然也有一些惊人的遗漏。比如，查看约瑟夫斯遇害时所有礼拜人员名单这条证据就很有趣，其中一些人好像只是碰巧来到教堂的访客——其中还有两位美国游客——而且劳森颇为天真地告诉他们也许不用留下来。可以理解，毫无疑问——但是非常草率，而且很不妥当。除非……除非，莫尔斯心想，除非劳森并不太想让他们把自己看见的事告诉警方?有时候就是那些微小的细节，就是那些微不足道的矛盾之处……他能看到的所有清楚阐明、打印清晰证言之中，只有一份引起了莫尔斯的注意：艾米丽·沃尔什阿特金斯夫人用自己颤巍巍的手工整地签了名，证明那是劳森的尸体。
“你给这位老奶奶做的笔录?”莫尔斯问道，然后把证词推到桌子对面。“不是我本人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