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了他的提问，当即被红葡萄酒给呛住了。
没碰上什么好运气。我回答说。
马塞尔为我斟满了酒，显然对我说的每一个字都不相信。我们像真正的内行一样，把话题转到别的事上面，再也没有讨论这件事。
尽管法国人的插曲很有趣，可D处三科最为紧迫的任务是研究五人集团。我请求霍利斯把D处的八个审讯员调到三科来，以便我们用他们来同每一个已知的，同菲尔比、伯吉斯、布伦特和凯恩克罗斯认识的人进行一次广泛的会谈。霍利斯同意了，但指示我必须亲自主持每一个被认为是敏感的会谈，这自然是指一位勋爵，一个爵士，一个政治家，一个高级文职官员，或一个间谍嫌疑犯。
我一共会见了一百多个人。像克里斯托弗梅休以及当时的国防大臣丹尼斯希利等工党政治家拒绝同我见面，他们不愿意讨论对三十年代共产党的回忆。但其他的人，如历史学家艾赛亚柏林和作家阿瑟马歇尔都非常愿意帮助我。他们定期同我见面，谈论他们在牛津和剑桥的同学。柏林坚持要我们在改革俱乐部见面，他认为在伯吉斯当年最为走红的地方谈论伯吉斯是最合适不过了。他对伯吉斯的社会关系网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尤其是那些多年来已经改变了观点的人。他还就我如何展开调查向我提出了一个忠告。
别去找鲍勒。他对我说，他指的是莫里斯鲍勒，牛津大学很有声望的文学教授。鲍勒是个同性恋者，也是伯吉斯的密友，在我认为对我有帮助的人的名单上，他被排在了头几名。
为什么不去找他呢？我问。
如果你去找他，他会在牛津的每一个导师的餐桌上去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