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这人是富二代？官二代？”
阮沅翻了个白眼：“得了吧，还不如黑帮大佬呢。”
阮沅这么一说，周芮不知该说什么了。她想了想，又问：“车祸的时候，你姐姐脑子受伤了？”
“哪受伤了啊！皮都没破。”阮沅摇头，“司机倒是死了，天哪吓死人啦！脑瓜撞得稀烂，脑浆子内脏什么的，糊了我表姐一身！”
周芮赶紧摆手：“求求你别说了！恶心死了！这换了是我，真会有后遗症的！”
“谁说不是？”阮沅苦笑，“所以舅妈才千叮咛万嘱咐，叫我盯紧我姐，我知道，我舅妈是怕我姐会出事儿。”
周芮点点头：“那你肯定得尽心尽力了，既然是你舅妈的嘱托。”
“她不嘱托我也会这么办的。”阮沅慢慢说，“我亲妈对我也没她那么好。算了不提了，提起来伤心。”
这话之后，周芮知道话题太沉重，就不再接茬了。
阮沅低下头，整理着桌上的稿件，这个月她还有两篇翻译任务没完成，虽然周芮还没催她，但也是时候抓紧了。
现在是下午两点半，正是杂志社最忙碌的时刻，外屋，校对的女孩正在审稿，“噼噼啪啪”的打字声急切如雨滴，隔壁美编室，小廖和新来的美编正持续不断的交头接耳，但那谈话却始终低不可闻。阮沅抬头往对面大办公室看了看，老板正在和财务谈着什么，她旁边的周芮，咬着铅笔头，间或往电脑里敲上几个字。
阮沅把注意力拉回来，重新放在面前的一排日文上。寂寞的午后，夏季暴雨将至，日光灯发出一如既往的惨白色泽，电压不太稳定，光芒昏昏暗暗的，映得那排缺胳膊少腿的汉字，都仿佛漾在了水中一般不真切起来。
阮沅撑着额头，思绪又开始不受控的飘远了。
她最初的家，并不在这座城市里。
小时候，阮沅和父母住在乡下，那是个以种植油菜以及辣椒出名的小地方，在中国的中部地区，这样的镇子成千上万。
三岁的时候，阮沅的母亲丢下她，和一个唱花鼓戏的男人跑了。那是个在各乡村巡回演出的私人剧团，虽然不正规，却很有名，每到一处都会受到热烈欢迎。那个时代，对着黄土的农民们还十分稀罕这种表演形式，每次剧团一来，镇上就热闹得仿佛过年。
那天阮沅的母亲抱着阮沅去看戏，戏散了，她说自己有点事，就将孩子交给邻居，求邻居把女儿带回去。
阮沅的父亲抱着女儿，在家里等了两天，也没有等到妻子回来。后来，他才听人说，妻子跟一个唱花鼓戏的男人跑了，他甚至都还记得那男人，因为那人是剧团的台柱子，他的《刘海砍樵》唱得实在好听，像山谷里清亮的鸟鸣。
村里的人都十分同情这对父女，大家知道，一个男人独自带着个小女娃有多不易，所以农忙时节，阮沅就总是东家吃一餐，西家蹭一顿。
后来阮沅和周芮说，她挺想见见那个把她妈妈带走的男人，想看看他究竟有多帅，可以让母亲不顾自己的孩子，也要跟着他走。
“你不会是想复仇吧？”周芮怀疑地问。
“复什么仇啊？”阮沅翻了个白眼，“我就是想看看有多帅嘛，好奇嘛。”
后来，周芮就叹气说阮沅没心没肺，说，换了是别人，不知道要背负多大的童年阴影呢。然后阮沅就笑眯眯地说，童年阴影什么的谁没有啊？凡事往更好的方面想，人才能活得舒畅。
阮沅就是凡事往好的方面想的那一类，周芮甚至怀疑，她非得这样不可，因为接下来她的经历，简直是“怎一个惨字了得”。
阮沅十二岁那年，父亲进城去建筑工地打工，放了暑假，阮沅去探望父亲，也顺便帮着同乡在夜市摆摊，赚点零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