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五年徽州绩溪人胡宗宪接替张经任总督，以同乡身份招抚，诱降汪直。答应开放海禁，并将汪直的母亲和妻子从金华监狱中释放出来，“丰衣食，洁第宅，奉之以为饵”。古时讲究孝道，胡宗宪抓住人性弱点，以其亲人要挟汪直，汪直只能乖乖就范。于嘉靖三十五年十一月，孤身一人入胡宗宪府邸（凭这一点孝心，汪直的人格已足够完美了。如果你父母被政府挟作人氏，要你去换，将心比心，现代接受教育西化青年有几人能办得到？汉奸是数典忘宗的，这叫数典忘宗吗？）。胡宗宪本意确是想以抚代剿，开放海禁，但不合朝廷之意，且有人弹劾胡宗宪收受了汪直贿赂，争执三年，胡宗宪为洗刷自己，无奈低头，在明世宗和朝臣力主治汪直以死罪的情况下，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汪直被处极刑。
朝廷中并非没有明白人。当时就有许多清醒的大臣提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当时的名臣、同样出身于徽州的胡宗宪，他主编的《筹海图编》更是点燃了建立海上强国的希望。胡宗宪认为，如果朝廷可以利用汪直，并且宣布海外贸易合法化，不但可以使海盗不剿自平，而且，中国将开辟出海上丝绸之路。站在500年后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假如当时的明朝政府改弦易辙，开海拓疆，建立一个比陆上中国大上几倍的海上中国，绝对不是痴人说梦。可惜，自大和愚昧、卑鄙和懦弱，最终战胜了理智和远见。明朝政府打不过汪直，就抓了汪直在徽州的妻儿老母，并用虚假的承诺诱捕汪直。胡宗宪在朝中大臣弹劾他引狼入室、收受贿赂的险恶处境之下，被迫选择了明哲保身。据说，汪直在宁波港口临刑前大呼：“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汪直死后，原来商人色彩浓重的武装集团，被逼成了真正的“寇”，东南大乱。
汪直之死朝廷信誉尽失，矛盾再度激化，江南倭寇之患再度严重。直到嘉靖死，隆庆接位，高拱、张居正主政，放宽海禁，有了海上贸易之途之利，倭寇渐消。
当时最有能力的名臣中，戚继光忙于解决明朝昏君“逼商为寇”惹出的大麻烦，而另一名有头脑、有担当、有能力的胡宗宪，尽管向皇帝献了两次祥瑞白鹿，并命他的幕僚徐文长写下了轰动一时的〈献白鹿表〉，但这位能征善战的名将，最终还是在明朝登峰造极的黑暗政治厮杀中败下阵来，惨死于狱中。
所有清醒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只有一个选择：面对政治腐败黑暗，目睹无数同胞们被诬陷为贼；像徐文长一样有良心的明朝读书人，先是作一番探索之后，发觉无法解决问题，然后愤世疾俗，对这个倒行逆施的王朝最终以自杀表示失望。
应该说，在明朝当时，虽然朝廷为海禁政策辩护，地方或为推卸责任，或为争功，有故意夸大倭人的作用的倾向，但朝廷上下实际上还是清楚的：“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盗”，“海滨人人皆贼”。倭寇的头是中国的商人，倭寇的众是中国沿海的平民，倭寇不是日本的海盗。倭寇的性质是中国人自己的官逼民反，本质上和农民起义并无差别。同样是平民造反，农民起义被捧上了天，倭寇却被背上了最恶劣的历史的罪名，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也许是从甲午战争到日本全面侵华，中国民众普遍的对日本的仇视心理，现在应该到了还其本来面目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