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根鱼刺不只是卡在笔者的喉咙中，也卡在近代以来无数中国人的喉咙中。梁启超在为郑和写的传记中，在高度评价郑和的同时，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哥伦布之后有无数的哥伦布出现，而郑和之后却再无郑和？但他没有指出原因。
从1405年开始，郑和在29年中先后七次下西洋，之后明帝国的海外航行逐渐终止，在郑和最后一次航行回到国内(1435年)之后80年，葡萄牙人来到了澳门，原来行驶着三保船的海洋已经被欧洲人控制了。郑和率领的明朝海军在舰队规模、航海技术和组织协调水平诸方面都是当时的最高水平。这是史学界公认的事实。但是为什么郑和之后再无郑和？为什么以巨大的热情拥抱海洋的国家最后却退缩起来而错失了一个新的文明时代？
原因就是大明朝廷实行严厉海禁政策，不支持私人航海，当朝官员把汪直这些人当成目无法纪的乱臣贼子。明初朱元璋为对付海贼方国珍叛乱实行海禁政策的时候，当时没有引起什么负面效应。海禁虽然切断了许多渔民的生活来源，但由于大量渔民被收编入伍，事实上是由国家供养起来，所以大大地缓和了由海禁造成的矛盾冲突。嘉靖年间实行海禁，打破无数渔民和徽州海商的饭碗，当这些人为生计被迫干走私贸易这一行时，明朝政府却一律简单地将他们全部当作日本的真倭寇处理，进行残酷镇压。
那么，类似郑和下西洋的航海贸易为什么却在明朝嘉靖年间被禁上呢？在明帝国内部，虽然分成海禁与反海禁两派，存在着对商人远航贸易商业行为持有不同意见，但海禁派最终占据优势。一些所谓“忧国忧民”的海禁大臣认为航海是一项净投入没有产出的事业，是一件无利可图的赔本生意，是一件祸国殃民的事。
据统计，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新建和改建约二千艘海船，每只宝船造价约五六千银两，船上装载的各种赏赐物品更是花费很大。到了明宪宗时，又打算下西洋，宪宗皇帝下令索取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资料，但是这些材料却被车驾郎中刘大夏藏匿起来（最后一把火烧了），这位敢于抗上的官员的理由是：“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以千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这位官员竟敢直指下西洋为“弊政”，可见明朝内部缺乏远见且反对航海所谓“正人君子”非常多。
而事实是，在停止国家组织的下西洋活动的同时，海洋也被封闭起来了。从明朝开国到第七次航行结束，明朝的海洋政策存在着一个十分突出的奇怪现象，一方面是国家花费巨资打造庞大的舰队，三十年间七下西洋，另一方面则是严厉的禁海措施，一再下令“仍禁频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海道可以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禁频海民私通海外诸国”。对于沿海居民的海外贸易，下令“严禁绝之”。明成祖继位后，一方面大张旗鼓屡下西洋，另一方面却是下令不许沿海军民“私自下番，交通外国”。总之，下西洋只是皇家的特权，它对于海洋拥有绝对的权力，百姓断不可染指。皇家之外的海上贸易，更不用说海洋探险，有严刑峻法等着呢，沿海居民徒唤奈何！所以说，中国失去海洋的原因，主要的并不是战略重点的转移、财政限制和有论者所谓的“黄色文明”，而是明朝统治集团对于海上活动的国家垄断。
明朝海洋政策失败的原因是国家放弃了国家经营，同时不准民间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