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音落下，约翰的手指在方向盘上敲了两下，终于开了口。
“今天的手术，几点结束的？”他问。
“……三点五十。”她老老实实答。
“明天呢？”
“可能……也是两点到四点之间。”她急忙补充。“我会尽量准时。”
车子稳稳停在大宅门前，引擎熄了火，周遭只剩晚风掠过树梢的轻响。约翰却没立刻下车开门，就这么坐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久到已经下了车来的俞琬，开始感到不安。
就在女孩以为他要一直坐在那儿的时候，男人忽然拧动钥匙，再度发动了汽车。
“约翰，你等等！”眼看着车就要开出去，俞琬像是突然想起什么来，转身朝大宅跑去，不过一分钟，再出现在门廊下时，手里拿着一个蓝白格子的小布包。
她在他面前站定，有些不好意思地递过去：“这个……是我找海伦太太学着做的，是荷兰的风车糖，我家乡也有类似的糖，用麦芽和砂糖熬的。”
她顿了顿，抬眼看他。“这不是贿赂，我只是……想谢谢你，谢谢你那天为我说话，也谢谢你……一直守在这里。”
俞琬举得手都有些酸了，心也一点点往下沉，就在她几乎要放弃时，约翰终于伸出手，小心接过那个棉布包。
他打开结，露出几颗风车形状的糖，奶白色的，他拿起一颗剥开糖纸，放进嘴里去。
糖块在他腮边鼓起一个小包来，他含着，没嚼，只是让甜味慢慢在口腔里化开，那味道，让他想起战前纽伦堡街头的圣诞集市。
一个脸上带着刀疤的硬汉，含着一颗孩子气的糖，那种反差感像是刺刀上突然开出了花。
下一秒他抬起眼，说了一句出乎她意料的话：
“四点。”他说，“我在走廊等，不要晚。”
他停顿了一下，皮革手套在方向盘上收紧又松开：“这也为了……指挥官回来时，我能有个交代。”
河风掠过门廊，撩起女孩额前碎发。她站在原地，喉咙里像被什么温热又酸涩的东西堵住了。
她设想过无数可能，她以为他会冷着脸阻止她，会转眼报告给克莱恩，会用强硬手段把她“关”在办公室里。可此刻，他只是划下一条线来，这比自己预想的，好太多太多了。
“为什么？”这念头升起，她便脱口而出。
约翰沉默了更久，久到运河对岸教堂的钟声敲响了一下，余音袅袅散去时，他才开口。
“因为……”他顿了顿，似乎在寻找最合适的词，“您站在手术台前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指挥官站在坦克塔上的样子。”
“你们是同样的人。”他说，“知道自己该站在哪里，该做什么，即使那很危险。”
当然，还有他没说的部分。
他弟弟前年死在突尼斯，不是什么光荣战死，档案上写着“败血症”，起因不过只是个鸽子蛋大的腹腔脓肿。战地医院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军医摆摆手说“等着”，等了三天，等来了全身感染，死亡通知书只有三行字。
今天下午，透过观察窗看到她拿起手术刀的一刻，他忽然允许自己去想，如果当时多这样一双手…..
夕阳已经完全沉入地平线，俞琬的手搭在门把上时，指尖微顿，忽然转过身来。
“谢谢。”她的声音软软的，却在寂静的庭院里格外清晰，“还有……对不起。”
对不起，为让他违背军令，为令他陷入两难，为所有说不出口的愧疚。
约翰淡淡点头，只把糖仔细揣进口袋里去，然后靠着座椅闭上眼，像是一尊重新进入休眠的石雕。可俞琬分明看见，他的嘴角，很轻地向上弯了一下。
在这片短暂的静默里，约翰的思绪却飘远了。
时间被拽回到那个雾气弥漫的清晨，指挥官出发前两天。
他进来时，指挥官正捏着两支雪茄，战前弄到的古巴货，金贵得很，他抛了一支过来，自己则点燃了另一支。
约翰条件反射地接住，肃立着等待长官发话。
“她不会听话的。”克莱恩忽然开口，目光依旧落在那些密密麻麻的箭头和防线上，嘴角扯出个无奈的弧度来。
每次她心里盘算点什么小动作，眼睛就会不自觉地往左下角瞟，在华沙时就这样。
雪茄的淡烟在两人之间缭绕，混着晨雾的湿意，漫在空气里。
“所以，约翰，”克莱恩的视线终于抬起来。“别把她当囚犯看着，让她做她想做的事，但别让她…累到忘记吃饭，明白么？”
约翰的靴跟下意识并拢：“长官指……”
“红十字会。”克莱恩在烟缸上弹了弹烟灰，“文书室那种地方，她忍不了，三天都算我高估她了。”
克莱恩走到窗边，望着远处隐隐的红光，眸光沉了沉。
况且，维尔纳那家伙，看见个会动刀的就像饿狼见了肉，就算她没那想法，他肯定会想办法把她弄到手术室。
第一天，约翰靠在墙边，看着女孩走上楼来，脚步很轻，脸颊泛红，眼睛却亮得出奇。
那里面没有疲惫，也并非隐忍，是某种被点燃后的满足。这种眼神他见过一次，在敖德萨丛林里，指挥官从坦克观察镜前抬起头，眼里映着T34的冲天火光，冷静自持，却又炽热得像能席卷一切。
她果然去了，长官说得对。
后来某个下午，他还是忍不住去看了一眼。
她握手术刀的手很稳，眼神锐利，动作利落，和在布勒克村时，因着不小心烤焦个土豆而懊恼得跺脚的小女人判若两人。
长官喜欢的也是这样的她，约翰忽然明白了。
不是只会微笑的东方瓷偶，也不是只会系着围裙煮汤的温柔未婚妻，更不是是军官俱乐部里那些点缀在将官臂弯里的装饰品。
这是个能将破碎的生命一针一线重新缝合的女人。
周六，俞琬去了城西的小集市，她用配给券换了新鲜的姜和蜂蜜，扎进厨房忙活了一下午，小火慢熬，做了一罐姜蜜糖。暖胃止咳，对约翰在东线落下的老毛病或许有好处。
傍晚时分，她把玻璃罐子递给他。“我自己做的…可能会有点辣，但…应该会对胃好。”
约翰看着那罐琥珀色糖浆，暖融融的色泽，让他想起前线冬日里，炊事兵塞给发热士兵的姜茶。
“…..您不需要这样。”
女孩却没有收回手。“但我想做，没有什么‘需要’，只是‘想’。”
那天晚上，约翰坐在台灯下，用勺子舀了一口送进嘴里，粘稠的甜味之后，是温热的辣意一路熨帖到胃里去。
第二天清晨，女孩发现后座放着一小盒橄榄绿的军用压缩口粮，硬得像砖头似的，没有字条，但她知道是谁放的。那大概是这个寡言的军人能给予的最珍贵的“回礼”了。
从那天起，约翰总会“不经意”挡住走廊里那些探究的目光，在她连续工作好几个小时后，饿得头晕眼花时，他会生硬地提醒：“指挥官命令您按时吃饭。”接着便递上一个不知从哪弄来的，还冒着热气的土豆饼。
俞琬也开始每天准备点心。有时是海伦太太烤的肉桂卷，有时是她自己学着做的杏仁饼干，虽然形状不太规整，但约翰总会吃得一点不剩。
不必再遮遮掩掩之后，俞琬去手术室的日程也渐渐半公开化，而办公室的气氛，也悄然间生出了微妙的变化。
一天午后，她刚从手术室回来，拐过走廊便与海因里希太太迎面遇上。四目相对的瞬间，两人神情里都藏着几分不自然。
海因里希太太先开了口，声音比往日生硬了些：“你……下午又去‘整理档案’了？”
“……是的。”
“那些旧病历，”海因里希太太的目光飘忽着投到了地上，“确实该好好整理，”她哽了一下，”1939年以前的分类系统乱得很。”
这不是道歉，也谈不上全然友善，但至少，不再是纯粹的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