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生气地摇着头，“我看过系里面每个学生的研究提案，但是从来没人提过这个。你们俩都想瞒着我吗?这是什么机密项目吗?”
“不是，”阿普卡坚定地说道。“因为这根本不是一个项目。艾琳只是在猜测。三年以前，她确实想进行研究的第二阶段，对于精神变态的无线检测。但是她从来没有写过或是跟我讨论过。当我在网上读到的时候，我跟她说的跟你说的一模一样。这样的项目将会是充满争议并且带来许多意外的麻烦。她明白我的意思，并且同意我的说法。是的，她现在还是正在努力区分精神变态和正常人的脑电波的不同。但是目的不是为了开发一个远程诊断装置。我向你保证。”
“也许是这样吧，”主任说道，“但是这也改变不了现实，没人会相信的。你觉得他们会相信我的解释吗?——这是一个被误导的项目，只是一个尚未成为研究生的学生的灵光一现，三年以前还没开始就已经放弃了?该死的《华尔街日报》昨天还引用了她的话，说这是她的研究目的。而且是亚利桑那大学支持的研究目的?”
艾琳早就明白大多数的人听到这样随意的描述后心惊胆战的心情。可不是么，十几分钟以前，她的室友就大呼小叫地想要知道如何判定一个精神变态。更不要说一旦有错误发生，生活将会被完全打乱。但是她同意主任的说法。她的想法远不是主任或者导师想的那样，而且她也确定她正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感情上的代价。
三年前，阿普卡确实让她深入审视了这个研究课题，她也一直不断在继续审视，对于哲学伦理的深入研究完全颠覆了她的看法。现在她完全接受了阿普卡的，现在是主任的观点。主任接到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其他相关组织的电话投诉是情理之中的，毕竟他要避免系上和学校卷入争议的旋涡之中。
艾琳深吸了一口气，“我们可以要求更正，”她说道，“我认为他们不能这样未经授权随便刊登。”
“呵，祝你好运，”波兰德主任不屑一顾地说，觉得她简直太傻太天真。在这一点上，她确实不够成熟。媒体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她最不需要的是更多的争议——或者说是对这个话题的更多曝光。
“从杰森完成他的工作后，”主任继续说道，“我就一直跟那些保守的团体打交道，担心如果我们证明了精神变态真的是大脑结构异常，这些魔鬼会利用此进行庭审辩护，说他们对此无法控制。现在又多了一个自由派担心对于精神变态的人格歧视，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我真是美梦成真了，成了两派政治斗争的出气筒。现在就毙了我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