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给你留下错误的印象。我并非每天都是以泪洗面，我还是照常过日子。我的确很凄凉，但不是每时每刻都这样。我并没有气馁。我依然工作，但丧失了去海外旅行的勇气。我总是想我得在这里盯紧，万一有什么新的进展的话。我知道，这种想法是不理智的，甚至也许是幻想。但是我怎么也理智不起来。
令我吃惊的是悲痛偷袭我的方式。当你察觉出悲痛，如果没有处理的话，多多少少还可以巧妙地应付、对待、隐藏起来。但是悲痛喜欢藏在灌木丛后面。它喜欢冷不丁地跳出来，吓你一跳，嘲弄你，剥下你假装冷静的外衣。悲痛引诱你进人梦乡，因此使偷袭来得更加气势汹汹。
“马克叔叔?”
又是康纳。对这个年龄的孩子而言，他的话说得相当好。我不知道塔拉现在的声音会是什么样子，我掩藏在太阳镜后的双眼紧闭着。谢里尔觉察出了点什么，她过来准备把他拖到一边去。我挡住了她。“怎么啦，伙计?”
“大便呢?”
“大便怎么啦?”
他仰视着我，闭上一只眼以集中注意力。“大便是我的朋友吗?”
竟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伙计。你看呢?”
康纳费尽心机地思考着自己提出的问题，看那样子憋得他似乎要爆裂一样。最后他回答说：“比起拉肚子，它是我的朋友。”
我郑重其事地点点头。我们的球队又进了一个球。伦尼的拳头砸向天空，嘴里大喊一声“真棒!”他差点侧手翻出去祝贺攻进球的克莱格(或者我是不是该叫他克莱基——加个后缀字母y)。球员们蜂拥在他身后，激情洋溢在每个人身上。我没有加入他们的行列，我认为，我的工作就是给装腔作势的伦尼做一个安静的伙伴。
我注视着边线上的父母们。母亲们围成一堆，谈论着她们的心肝宝贝，谈论着孩子们的表现和课外活动。没人能听进去多少，因为谁也没心思听别人的孩子如何。父亲们花样可就多了。有的在摄像，有的在大声勉励着，有的让孩子骑在自己身上，有的拿着手机在闲聊，手里不时摆弄着这样那样的电子产品。上班时间他们整天埋头于工作，周末这场球赛也让他们有点专注。
我为什么要报警呢?
自从那个恐怖的日子以来，我无数次地告诫自己，不要为发生的一切而自责。从某个角度讲，我的所作所为于事无补。十之八九，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打算把塔拉放回家。在第一次打电话索取赎金之前，她可能就已经死了。她也许是死于意外，也许是他们惊恐万分，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谁能知道呢?当然我是不知道的。
还有，唉，难就难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