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团长说：“你这是赤色宣传，是犯法的。”
刘大伦接着说：“你现在就可以把我抓起来嘛。”
王团长说：“我可不敢抓你，你现在是抗日的先锋。要是去年，我肯定抓你。”
刘大伦问：“这么说你去年抓过这的共产党？”
王团长说：“何止是抓过，我抓了二十多，为首的让我砍了，剩下的都跑了，可能在三股流一带藏起来了。”
刘大伦说：“你太让我伤心了，你知道吗？你是在对人民犯罪！”
王团长说：“我是军人，我是奉命行事，对反对国民政府，宣传赤色革命的人都要镇压。”
刘大伦说：“去年我们党已经发表了声明，要停止一切内战，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
王团长说：“这我赞成，’九一八‘以来，只要打日本的我都不杀。”
刘大伦说：“你早就该这样。”
王团长说：“既然知道我和孙副团长在这驻防，你为什么不到我这报告一声，偷偷地到我地面上来，差点没让老毛子把你祸害了。”
刘大伦说：“你是国民政府的团长，我是你们要抓的敌人，躲还躲不及呢，哪里敢上门报告啊。”
王团长说：“全国都在抗日救亡，谁还有心思抓共产党啊。”
刘大伦说：“那你们也没公开声明说再也不抓共产党了，谁知道你们心里想的啥，不提防着点行吗？”
王团长说：“你不要防着我们，我们有功夫还要打日本人呢，你还是防着点那些偷袭的毛子吧。”
刘大伦说：“老毛子的事很怪，我们跟他们无冤无仇，他们是怎样知道我们驻在关东客栈的呢？”
王团长说：“难道这里还有什么阴谋？”
刘大伦说：“我感觉背后有大文章，十有八九有日本人的黑手。”
王团长说：“孙副团长，你明天带着人到毛子营查一查，看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阴谋诡计。”
这件事还叫王团长猜着了，但更大的阴谋他还不知道。原来厚藤正男在来哈尔滨之前就和流窜在中东路上的白党勾结上了。早在七八年前，关东军司令部就觉得这伙神出鬼没，居无定所，有分有合的俄国白党是一支可利用的绝佳的力量。他们很多人都是些在沙俄军队里混了多年的兵痞，有一定的战斗经验，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他们想推翻取列宁的红色政权，没想到被打得屁滚尿流，为了逃命来到中国，如今他们很多人成了到处流浪的无国籍的人。关东军把他们笼络在一起，给他们钱，让他们花天酒地，吃喝玩乐。过去他们视日本人为敌人，现在他们是互相利用的朋友。俄国共产党和红色苏维埃，是他们共同的敌人。他们梦想着，有朝一日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打回俄国去，推翻列宁的赤色政权，复辟沙皇统治，让沙皇的黄色国旗永远飘扬。眼下他们需要生活，需要自己的活动空间，需要确定自己在中国的社会地位，需要吐一吐积在胸中的恶气。关东军正是看准了这些需要，决定支持他们，利用他们可以公开在北满各地来来往往的优势，让他们窃取国境线苏军的情报，了解中东铁路沿线东北军的驻防部属，破坏抗日活动，刺杀抗日人士。厚藤正男在珠河和双坡镇这些日子，始终受到俄罗斯白党的掩护，白党也在接受他的指挥。这是一伙常在哈尔滨到绥芬河活动的白党，有二十多人。这些人有时在“毛子营”落脚，但一年也来不了几趟，最近两个月出入较频繁，这是为了配合厚藤正男在这里的活动。过去王团长对白党有所耳闻，出来进去的也碰过面，但他们一般不危害当地百姓，不和东北军和当地政府发生冲突，这些年互不来往，相安无事。王团长哪里知道，这次白党出没在双坡镇就是冲东北军来的，为首的就是前些日子帮着霍尔洛瓦特抓住范头领的卡林诺夫。卡林诺夫初到中国时是个上尉，善于骑马，玩枪，酒量很大。他喝醉了酒，像一滩烂泥，但只要你把他扶上马，他的腰就能挺起来，搬着马鞍子晃晃悠悠就能找到家。其实他没有家，到双坡镇来好到毛子营，那有他的朋友，必去的地方是大屁股沟。大屁股沟在镇东六十里地的山里，是俄国人的贮木场，楞场一个接着一个，冬天采伐季节木头堆得像山连着山，小火车整天出来进去的跑，拉也拉不完。那有两座圆形的山，连在一起，远远看去就是一个朝上撅着的大屁股蛋子。住在那里的人有百十户，一多半是跑腿子。特别是到了冬天采伐的季节，倒套子的，装火车的，抬蘑菇头倒楞的都上来了，人来人往很是热闹。一到那时小酒馆，大车店就忙起来了。那有个俄国寡妇叫娜塔莎，个子很高，胸脯很大，走起路来里面的肉直颤，中国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洋马。她的嘴唇总是红红的，中国人说她像吃了死孩子。中国人也有摸红嘴唇的，但怎么整也没她的红。她的嘴唇子很厚，中国女人谁也比不了。大洋马最出名的是生孩子不用下面生，人家是把肚子割开把孩子拿出来。我的妈呀！中国人头一回听说，惊诧不已，几乎要望风而逃——把肚囊子割开，她还要不要命了？不相信的人多了去了，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窜巴了。你还别不信，人家就是这么生的，活得好好的，就是肚子上留了一个大疤瘌，像爬了个黑虫子。有人看见过那条黑虫子，不仅是女人，还有许多男人。占了便宜的男人说，看完那条黑虫子，再爬在她上面，心里就没有底。生完孩子人家的腰还那么细，和大姑娘一样。有人猜说她是怕疼，不敢用下面生。她说是为了保持体型，如果体型不好他丈夫就不要她了。他丈夫是个木材商人，比他大二十多岁，在中国混了二十多年了，在这有两个大楞场。她是他的第三任老婆，是他在哈尔滨赌钱时从她父亲手里赢来的。他父亲是个作家，是个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文人，也跟着白党来到哈尔滨。刚来时他有几个糟钱，没几个月就花光了。他想靠写文章赚钱养家，结果到处碰壁。他后悔来中国，想走又没有路费。他穷困潦倒，整日饮酒，弄俩散碎银两就赌博。老婆是一个舞蹈演员，跟着一个白党军官跑到青岛去了。后来他欠了木材商人的赌债，再后来他把女儿换算成钱给了木材商人。娜塔莎衣食无忧，珠光宝器，过了几年富贵奢华的日子，不幸的是几年前她丈夫生病死了，那年她才二十多岁。他丈夫害的是肺结核，痨病。他死时精瘦，皮包着骨头，大伙说是让大洋马给抽干了。娜塔莎长得漂亮，据说是当了寡妇后才开始放荡。不少人都跟他睡过觉，有俄国人，也有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评价都不错，感觉在她身上花钱值。人家在哈尔滨时就很出名，说是跳什么巴拉（芭蕾）舞的。十多年前认识她的人说，那时她比现在还要漂亮许多，水汪汪的大眼睛是蓝色的，苗条的腰身一把就能攥过来，特别是屁股像枣核似的，不大也不小，周正又匀称，谁看都爱看。那么漂亮的屁股怎么能像枣核？有人反对这种比喻，但又找不到更好的理由反驳，时下的人赞美起漂亮的屁股来都说像枣核。这两年她胖了许多，胸脯更大了，枣核早就不见了，屁股滚圆得像大洋马。于是乎她的外号就这么生出来了，从山里到山外，几乎家喻户晓。常有人打赌，你要是怎么怎么把我赢了，我就花钱把大洋马找来陪你睡一觉。可见大洋马的野性和魅力是多么的勾魂摄魄。卡林诺夫几年前就和这个寡妇好上了，从此和她有瓜葛的人几乎没有了。谁都知道神出鬼没的卡林诺夫是白党，不是省油的灯，万一让他知道了还不把小命搭上，没人再敢上门瞎撩骚。她也不那么搔首弄姿地招摇了，都说这两年规矩了许多，就精心伺候卡林诺夫一个人。卡林诺夫有老婆孩子，但在逃往中国的路上走散了。红军的马队像疾风似的在后面狂追，所到之处血流成河，白军们为了逃命啥也顾不上了。算起来也有十多年了，她们可能不在人间了，如果活着也成了红党的俘虏了。卡林诺夫原来就瞧不起日本人，现在也一样。他总觉得听任日本人摆布，为日本人办事是件十分耻辱的事情，因为在旅顺日本人杀了很多俄国人，南满铁路硬是让日本人抢去了。他的爸爸就死在旅顺的战争中，连尸首都没有找到。但日本人觉得卡林诺夫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物，他和中东铁路上很多白党的组织有联系，手里有从俄罗斯带过来的枪支弹药，所以对他很耐心，软硬兼施下了很多功夫。送给他大把大把的金钱，送给他刚用船运过来的日本少女，还把他接到旅顺，让他在海边晒太阳，在别墅里尽情地享受。说不准是哪一天，这个崇拜沙皇的脑袋终于罐进去了日本天皇的旨意。他和日本人觥筹情浓，答应听从关东军的指挥，做了昔日宿敌的鹰犬。即使这样，他的内心也很矛盾，喝多了酒喜怒无常。虽然厚藤正男是他的上司，但他时不时地借着酒劲把厚藤正男批头盖脑地痛骂一顿。虽然他喝多了经常吵吵闹闹，但他爸爸是怎么死的他从来没对厚藤正男说过。每当卡林诺夫耍酒疯的时候，厚藤正男就咬牙切齿地忍着。他拿卡林诺夫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关东军司令部把这了俄国毛子当宝贝供着。厚藤正男心里明白，这是北满，不是南满，俄国人和张学良都不准日本人随便出入。卡林诺夫心里更明白，日本人在中国处处都受到限制，他们那两下子，离了我啥事也办不成。再说他俩经常要秘密潜伏在毛子营，寄人篱下，仰人鼻息，断不敢和卡林诺夫闹翻了。有一次厚藤正男实在让他骂得气急眼了，上去给了卡林诺夫两个大嘴巴。卡林诺夫把他告到关东军司令部情报部，上司命令厚藤站好了，让卡林诺夫打了他若干个嘴巴子。厚藤正男窝着一肚子火，但一点办法都没有。卡林诺夫也不白花日本人的钱，也干了一些让厚藤正男满意的事。很多东北军的情报，红枪会的活动，包括他哥哥厚藤一郎一家的情况，都是卡林诺夫搜集给他的。如果没有卡林诺夫，他就不会知道厚藤一郎要去给王团长送匾，他就混不进大白楼。如果没有卡林诺夫，他就是一个瞎子和聋子，说不定哪天就被东北军抓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