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地说，在不久以前，当人们刚刚开辟谢列梅季耶沃航空站的时候，那里还是一座以其整齐清洁而令人产生深刻印象的建筑物。一些年轻的，住在不远的莫斯科人甚至会时常到这里来稍事休息，在酒吧间里喝杯咖啡，喝杯白兰地，吃些可口的夹心面包佐饮，和干干净净的，彬彬有礼的，甚至是优美的酒吧间女老板们彼此匆匆地说几句笑话，总而言之是闲看一阵这非本地的生活景象，从而觉得自己是外国人。
当所罗门在金环上书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字样赠送给儿子的时候，他的所作所为是对的。今天谢列梅季耶沃也许有别于喀山火车站，光顾航空站的女占卦者和酩酊大醉的男人少一些了，但是人们在地板上睡觉，以致无法走到酒吧间和小吃部跟前去。即令你挤过去了，你马上就会明白，宁可不要这样做。俄罗斯甚至没有动一动颌骨就把谢列梅季耶沃吞下去了，把一个外国佬变成了常见的食品。在谢列梅季耶沃，像在莫斯科的任何一个火车站上那样，安装着照明盘，把各路航班抵达和飞离此地的信息通知那些信任他人的人们。一个具有起码的生活经验的人都十分清楚地知道，不能相信照明盘上显示的通告，谁也不对电子谎言承担责任。几个少女坐在问事处，因为粗鲁行为有人把她们从另一些问事处驱逐出来，令人惊奇的是，这些问事处依然设立于莫斯科。
几个密探在迎接来自巴黎的航班，他们知道航班应该在几点钟到达，于是淡漠地向照明盘瞥了一眼，他们遵守科济马·普鲁特科夫的不容违背的行为准则：写出来的东西我们不信。侦探员们询问那些聚集在门口的神经质的迎接来客的人之后弄明白了，来自巴黎的大型客机已经平安着陆，他们正是要从这道玻璃门让乘飞机来的人们走出飞机场。
古罗夫认为迎接班机是一种正常的保险措施，但是他吩咐，要按照最高规格来办理一切事宜，甚至还请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契科来领队。
尤里雅乘坐头等舱飞行，她随身带着一只不大的箱子上飞机，省得在航空站上一直等到行李运来，省得在传送带旁边互相推挤。
早上宾馆里一位关心备至的大夫顺便去她客房里看看，医生在前天来看过她的病，彬彬有礼地说了几句笑话，说什么漂亮的女人在任何环境下都很漂亮。但是昨天她的神经有一点紧张，所以医生应该前来探视她，老板因此而对宾馆的名声表示不安。
早上尤里雅真的感到不舒适，有点儿抑郁，头部不时地作痛。医生量了一下她的血压，不知怎的很仔细地检查了眼球，皱皱眉头，不满意地摇摇头。
“小姐，您是想在今天起飞吗?”他打开自己的小提箱时间道。
“我非常健康，医生，”尤里娅回答，“请您随便给我一点头痛药片。我那位熟人的自我感觉怎样?”
“那位先生住在宾馆里吗?”
“不，”尤里娅发窘了，她不晓得维克多尔在哪个宾馆歇宿，也不晓得他姓什么，“这无关紧要，请您把药片给我吧，多谢您的关怀。”
“药片……”医生从小提箱中取出注射器，拆开盒子，“整个世界都在药片上入迷了。我给您注射一点点药剂，您会觉得自己舒适极了。”
“医生，”尤里雅躲开了，“打针嘛，我真忍受不了啊。”
“您甭淘气吧，小姐，您看看窗子，您不会感到什么疼痛的。”
她顺从地望望窗户，感觉到医生在给她打针，但是打针的地方不痛，而药剂顿时生效了，她好像喝了相当多的威士忌酒，只是她嘴里没有什么很坏的味道，刹那间觉得全身轻快，头不痛了，情绪又饱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