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供职多年之后，他豁然省悟，心中明了，上层当中没有谁会对他的才能感兴趣，谁也不需要他的细致耐心的，有时是冒险的工作。在侦察中所发生的一切全都是闹剧，说得更准确些，这是一种提升“自己人”的方式。甚至即使向具有无限权力的安德罗波夫提出附带有个人赢利前提的以一比百的交换方式，那个人就会不加思索地采取这种交换方式。
福金认清了他最初应当了解的情势以后，垂头丧气，停止了工作，开始正确地书写公文。但是不知道，盛气凌人的人才敢于这样做，而沮丧的人不敢这样做。权贵的儿子们和干亲家们才敢于摆脱这种文牍工作，而一个普通人就必须耕耘。两年后人家把福金调回莫斯科，从领头的总局转移到负有与敌特斗争使命的第二总局，如果没有敌特的话，那就要和国内反对派、犹太人以及敢于违反社会规章的俄同人作斗争。
福金既不是法律维护者，也不是有敏锐的良心的人。他是一个正常的男人，从事认真严肃的男人的事业，宽容地说，在新的地方他觉得自己不舒适。谁说了什么呢?谁在哪里印了什么呢?不过这都是不重要的事。他突然来到党委会的领导那里，党委应当直接向在野党的中央委员会汇报工作情况。但是福金并不把这类事情记在脑子里，他活着，这样活着，为信仰和真理而服务。他没有什么自尊感，他是一个正常的男人，是以侦探为职业的人，他耽误了自己的发展，到头来他也不会明了，真行的不是在狩猎时用枪打伤野兽的人，而是及时地吻上司的屁股、把他的脚掌端到眼前来的人。
当谢苗·彼得罗维奇·福金，上校和勋章获得者明白，他的火车离开了月台，他满怀着侦探工作的知识并掌握三门语言，可是谁也不需要他时，戈尔巴乔夫出现了。改组工作开始了，他们解散了具有无限权力的克格勃。福金在这里亲眼看见了他认为最可怕的而且最可耻的事情。各个地区抢走了一批伙伴，专家总是需要的。尽管政权改变了，取消了苏联，但是他们抢走的不是专家，而是一些走后门的人。原则上并不是说你能够胜任工作，站稳了立场，而是说你是个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人在一起。只有到那个时候，在四十多岁的时候，他才留下了不良影响和恶习的痕迹，并且对自己说：“您所确定的准则，我都接受，只好怨自己。”
福金懂得，在这个社会只有政权才能给予人以相对的自由。他把自己的机会和升迁的可能性估计到最低限度。侦察任务使他受到了训练：要像大伙儿一样，你不用操出头来，你的精力不是潜藏在肌肉中，而是蕴藏在情报范围内。
他这个王牌侦察员接受了中校军衔，毫无意义的职务，并为所有今日的政客们收集情报。当他只是挖了一下土，他就明白了，在他面前展现的是未经耕耘的土地，一片黑土地，周围却尽是花花公子，他们手里拿着几片东西，而不去考虑明天的问题。
在一个月以内他为有产者的政权机关收集了那么多的材料，连他自己也大为惊讶。根据西方世界的法律，昨日就必须处死拥有这种情报的人。但是不仅没有人处死福金，而且他们在饭馆用晚餐时还向他提供一件新情报，有时候简直不明白，他们竟然在提供反对自己的供状。他在不断地收集和积累材料，一声不响地服务，之后他凶相毕露，眼睛里微微闪现出得意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