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们喝完酒以后，有个小组长摸摸蓬松的胡须，狡黠地眯缝起眼睛，问道：
“上校先生，该怎么理解，您是个具有秘密的高级军衔的人，现在已经向人们公开了，您是头一次看见他们吗?”
“啊，谢苗·西多罗维奇，你认为自己很滑头吗?”古罗夫发出有感染力的笑声。“我仔细观察你们一星期，我看见你们冒着雨在炎热的时候拼命地干。在你们的工地上没有一个酗酒的人。我来碰碰一百卢布比一卢布的机会，现在你们连一戈比的工钱都没有领到，”他把一百美元放在桌上，“谁负责?主人们在选举以前暂时保存这笔钱。噢，你们没有货币，每人都存入五万，我相信诺言。”
谁也没有动一动，大家尊敬地，甚至叹赏地望望。
“这算哪道，谢苗·西多罗维奇，可你竟说我是头一次看见你们。我处于地下，你们也处于地下，但都仍然存在，对我们来说，荣誉和事业比金钱宝贵。因此我十分熟悉你们，要不然我就不邀请你们，不与你们分享面包。而邀请你们不无贪财之心，后悔的是，我需要你们的帮助。我在莫斯科发动了战争，我的敌人不是拥有大炮的酗酒的孩子，而是严肃认真的职业侦察员。暂时我在这里躲避他们，但是他们一定会把我找到。他们决不能闯到这里来，因为我有三支枪。”他指指站在门边的两个警卫员，从口袋里掏出“瓦里特尔”手枪。“他们抓不到我们，尽管他们是几个有经验的人。即是说，他们要在这些砖砌的骨架子里埋伏一个狙击手。”
古罗夫用手指了指窗户。
“但是狙击手也是一个人，他不能日日夜夜不吃饭，不喝水，在夜晚偷偷走进来。他要在心里给自己找到一个掩蔽体。比如，在众人面前走来一个土地测量员，或者是什么电气技师等，他就必须有一支步枪，几个男子汉，手枪在这里没有啥用处。总之我可以不从屋里走出去，可是我不仅必须活下去，而且要捉住这个射击手。”
“你是个勇敢的男子汉，我看，”有个小组长说，“我只是没法明了，我们应该从哪个地方走过来?”
“基里尔·叶夫根尼耶维奇，工地上的人你们都认得，每个人都是新来的人，而且是城里人，我相信，杀手决不会乔装打扮，穿一套工人服，露出马脚来。他当然不会手持步枪，然后向你们面前走来，他必须借助白昼的光亮来确定阵位，他会把武器藏起来，或者用迷彩伪装起来。假定说，如果他装成土地测量员，蹲在三角架底下，还想出什么办法，他们的经验很丰富。”
“那么，我们的任务是暴露土匪，而您去把他捕获。”
“朋友，有人在捕捉蝴蝶，有人在逮捕罪犯。”
“如果我们自己把他抓起来……”
“住嘴，住嘴!”古罗夫打断他的话，“我不是窜到你们这里来砌造烟囱的。因为我干活，所以会发生一点倒霉事——炉灶燃不着，或者是烟尘不会吹到街上去，而是冒进屋里来。拆掉烟囱，重新砌造，百事顺遂!您处在我的地位就要进棺材，使子女成为孤儿。命令是什么?你们都干过工作并且知道，命令用不着讨论。你们看见了有点什么不对头或者气味难闻，就走到公路那边去了，喝它一杯克瓦斯，克瓦斯在我们家中总是有的。不必再谈墓地了。在欧洲的足球赛事上，我们是否有获胜的希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