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最喜歡題寫的話之一
18世紀，伏爾泰如此說：
“倘若偉大是指得天獨厚、才智超群、明理誨人的話，像牛頓先生這樣一個10個世紀以來傑出的人，才是真正的偉大人物；至於政治家和征服者，哪個世紀也不短少，不過是些大名鼎鼎的壞蛋罷了。我們應該尊敬的是憑真理的力量統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來奴役人的人。”
20世紀中葉，波普爾在傳世之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指出，人們平常所說的人類史往往就是指政治權力史，“沒有人類的歷史，只有人類生活各個方面的無數的歷史。政治權力的歷史是其中之一，而它被提高至世界歷史”。在他看來，“這是對一切得體的人類概念的冒犯”，“再也沒有比把貪污史、搶劫史或放毒史當作人類史更糟糕的事。因為權力政治學的歷史不是別的，而是國際犯罪和集體屠殺（它當然包括某些掩蓋它們的企圖）的歷史。這就是在學校中講授的歷史，有些最大的罪犯被頌揚為歷史的英雄”。為什麼人們會把權力史看作是人類史，而不是選擇宗教史或詩歌史？他認為至少有三個原因：第一，權力影響每一個人，其他的東西比如詩歌只影響一部分人。第二，人們有權力崇拜的傾向。第三，是掌權者喜歡受人崇拜，並且能將他們的意願強加於人，許多歷史書本來就是按掌權者的意志書寫的，是在皇帝、將軍和獨裁者的監督下寫作的。權力崇拜往往導致對惡的崇拜，這是人類最壞的一種偶像崇拜，也是人類的一種奴性，是牢獄和奴役時代的一種遺蹟，這種崇拜產生於恐懼。這種根源於恐懼的心理，導致我們長期以來只以成敗論是非，只以成敗論英雄，也就是以權力的是非為是非，從而將文明史簡化、畸化為爭奪權力的歷史。
文明的過程是一個從神到人的過程，古老的專制者總是習慣於將自己神化。
文明的過程是人不斷自我確認、給自己的生活賦予意義的過程。
文明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消除恐懼、超越恐懼的過程。
在本質的意義上，文明不是超人的大腦在密室中設計、策劃出來的，而是在千百萬個人的努力中生長出來的。文明是常人（而不是救世主、超人）一點一滴創造出來的，文明進程是靠更多的常人推進的，文明是一種制度，也是一種生活，文明之路就是人類免於恐懼、通向自由的道路。一部文明史是由一代代的伏爾泰和他的讀者們一起書寫的，而不是路易十六書寫的。從這個角度重新認識中國近代史，我總是想起“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要這麼收穫，先那麼栽”這些諺語和格言。
波普爾還寫過一本《歷史決定論的貧困》，他清楚地認識到，“只有少數的社會建構是人們有意識地設計出來的，而絕大多數的社會建構只是‘生長’出來的，是人類活動的未經設計的結果。”他深知，那些被遺忘的、不知名的個人，他們的憂傷和快樂、痛苦和死亡，才是迄今為止人類體驗的真實內容，但這樣的歷史往往不存在。“一切現存的歷史，偉人的歷史和權力的歷史，至多是一場膚淺的喜劇，是一場在現實之後的權力所表演的小丑歌劇（就像荷馬的小丑歌劇，奧林匹斯諸神的權力存在於人類鬥爭的場景背後）。我們最壞的本能就是對權力、對成功的偶像崇拜，它使我們相信這就是實在。”對於歷史唯一理性的態度，就是我們自己承擔起歷史的責任，“在同樣的意義上，我們承擔起創造我們生活的責任，惟有我們的良心才能對我們加以裁決，而不是世俗的成功。”
“我的觀點是，成功不應該受到崇拜，它不能是我們的審判者，而我們也不應該被它所迷惑。……對權力、榮耀和財富這些所謂世俗成功採取一種極度的冷漠，甚至蔑視的態度，完全可能與這種態度相結合，這種企圖就是盡力在這個世界上朝人們已經確定的目標前進，而且具有明確的創造成功的目的，這不是為了歷史的成功或通過歷史來證明，而是就成功論成功。”
他認為歷史本身（主要指的是權力政治學的歷史，而不是指不存在的人類發展史）“既沒有目的也沒有意義”，但我們可以將意義和目的賦予歷史，因為我們能夠選擇我們生活的目的。進步就是朝著人之所以為人的目的，人類中的個體生命、由個體生命構成的一個個不同群體可以做到這一點，文明就是這樣一步步走過來的。“當我們越來越充分地認識到這樣的事實：進步取決於我們、取決於我們的警醒、取決於我們的努力、取決於我們目標概念的清晰、取決於現實主義的目標選擇，那麼，我們就將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