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與古代的不同，其中一個重要的標誌就是有了相對獨立的社會空間，不再是一切都籠罩在絕對王權之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國家與社會合一，混沌不可分割，自秦始皇統一宇內的那一天起，皇帝、朝廷凌駕在一切之上，什麼都能管，任何社會階層都只有依附朝廷這一條路，沒有獨立生存的可能性。但是，從晚清開始，進入民國，歷經袁氏稱帝、張勳復辟、軍閥混戰，到國民黨1927年在南京建立起政權，驕橫的權杖並未能擊碎社會擁有的一切，國家機器沒有能完全凌駕在全社會之上，自主的社會空間雖然脆弱，但一直存在。
在單一農業經濟之上建立起來的王朝政治除了不斷循環、重複之外，不會有其他的可能性，近代的重大變化之一就是經濟方式開始多樣化，相對獨立的工商業打破了傳統的單一農耕方式。
孫中山認為中國古代的自由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其實那只是一種未開化狀態或者說蒙昧狀態下的自由，一袋馬鈴薯式或一盤散沙式的自由，說到底無非是一種“帝力於我何所有”的古代散漫，是汪洋大海一般的小農分散的自由，是刀俎之間隨時都為魚肉的自由，不是現代意義上的自由。在那樣的時代，實際上沒有社會，只有覆蓋一切的王朝，民不過是跪著的子民，一切秩序、名分都界定得清清楚楚。在科舉時代，教育的目的就是做官，做官就是為帝王服務，所有的文化也是為帝王服務的文化，不需要另外的思考、創造，自由的種子在這樣的土壤中是長不出來的。
龔自珍為舊的農業文明社會唱出了一曲淒婉的輓歌，“衰世”中國，連才盜、才工都不可得，更無良醫、良相。舊有的文明模式如果不是遭遇外來的衝擊，發展到後來可能也會自然地出現變化，但不會來得這麼快。錢穆曾說過，“實際上自從乾隆末年以後，社會狀況已經壞極，就是外國人不來，中國內部的腐敗，也逐漸會暴露出來的。”慣性的力量實在太強大了，我們楞是在鴉片戰爭後再躺了半個多世紀，不思變化。梁啓超在辛亥革命之後感嘆，晚清最後15年的變化超過了以往的150年，其實何止150年，簡直是1500年，那是古代向近代的全方位跨越。
報館、書局、銀行、大學、新式工廠都是舶來品，並不是從中國古老的土地上自行生長出來的，各個文明圈之間可以相互模仿、相互啟發，到了近代節奏日益加快，這也是與古代的一個很大的不同，當然中間還要經過一個消化、融合的過程，有些民族甚至很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