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常被告知中國沒有這樣、那樣的傳統。何謂傳統？傳統總是從一個人、一些人、從某個時間開始的，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張元濟、陸費逵、王雲五這些人出現了，我們的出版業就有了傳統；蔡元培、張伯苓、竺可楨、梅貽琦出現了，我們的大學就有了傳統；黃遠生、邵飄萍、張季鸞出現了，報業就有了傳統；蔣抑卮、陳光甫出現了，金融業就有了傳統。
還是回到第一個問題上，沒有社會與國家的分離就沒有近代文明，法國人托克維爾在考察了少年期的美國之後對此感觸尤深。人類的有限性註定了我們的生活本身才是目標，如何讓大地上的眾生過得更體面、更自信、更自由、更有尊嚴一些，是近代文明的首要追求，這也是與古代的重大差異。人是萬物的尺度，而不是反過來人為物役，這是近代的發現，我們知道文藝復興最基本的兩個發現，就是人的發現與世界的發現。正是自文藝復興開始，文明的航船向近代起錨了。近代文明的內涵之一，就是人類更加關心自身處境和生活質量的提升，不僅在物質層面，也在精神層面，關心每個人對生活的不同夢想，當然這需要制度性的保障。近代文明的內涵之二，社會要擁有相對的獨立性，也就是建立在獨立個體基礎上的相對自主的社會空間，長期以來先輩們依賴的血緣、家族、宗族紐帶讓位於契約、權利形成的規範，這個社會才會出現更多的可能性，合乎人性本身的多元變化。這樣的內涵還有很多。從古代進入近代，不是單純的時間演化，而是文明形態的轉換，一個以個人為主體的文明社會漸漸浮出歷史的水平面。
由勝利者單獨書寫的歷史常常是片面的，它很容易忽略勝利以外的東西，無視其他人和事的存在。沒有悲壯的失敗者，沒有“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普通人，沒有那些懷抱灼熱理想、貼著地面行事的人們，這樣的歷史至少是不完整、不全面的，一部只有拿破崙、希特勒，沒有貝多芬、莎士比亞的歷史是不可想像的。托爾斯泰提醒我們，歷史並不止是幾百年一遇的個別大人物的歷史，他在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中揭示了這樣一點，在拿破崙、亞歷山大、庫圖佐夫他們之外，那些參加戰爭、焚燒莫斯科、發明游擊戰的無數默默無聞的人們往往被忽略，而他們恰恰都是極其重要的。《世界史綱》以專門章節介紹巴赫、莫扎特、貝多芬等音樂家，何兆武先生盛讚韋爾斯的歷史眼光——“難道像貝多芬這樣光輝的名字在歷史上的地位竟然比不上同時代的塔勒蘭（法國外交部長）和卡斯勒累（英國外交部長）之流的政客們的地位嗎？”我很喜歡這句話。
這就牽涉到歷史的坐標系問題，如果以文明為軸心，以人為本位，而不是以成王敗寇為準繩，這一切乃是不言而喻的。在這樣的天平上，王侯將相、蓋世梟雄、達官貴人的分量遠不如一個有良知、有創造力的詩人、作家、學者、科學家、實業家，占據優勢資源的強者和無權無勢的弱者，如果在現實生活中沒有公平可言，在歷史天平上應該可以找到公平。以往的歷史書中充滿了宏大敘事，我們只能看到血肉橫飛的戰爭、你死我活的權爭，一切都以權力寶座、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史書的版面總是慷慨地提供給英明神武、能以超級暴力擊敗所有對手的幾個人身上，關注軍閥也只是關注他的武力大小，似乎他們在創造歷史。一部中國近代史好像就是打打殺殺，主導歷史的人物總是軍閥、梟雄、造反者，也就是拿槍的人，他們被當成了絕對的主角。拉長歷史的鏡頭，從長程來看，他們的廝殺、權謀，他們的翻手雲、覆手雨，王朝的更迭，流血和不流血的政變，鋪天蓋地的大規模風暴，“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壯闊戰場，一浪接一浪的動盪，張獻忠式的無情殺戮、“嘉定三屠”、“揚州十日”、南京大屠殺……這一切固然都要載入史冊，但這些歷史記錄，作為事實發生了，這是歷史的偶然性與必然性的匯合，是歷史三峽中的急流險灘，更多的只是提供歷史的背景。這些歷史本身並沒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