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自珍與魏源，一個生在杭州，一個葬在杭州，毫無疑問，他們是那個時代最有見識的中國人，然而他們一生的命運、全部的遭遇足以證明，古老的農業文明時代已處於無可救藥的末世，龔自珍稱之為“衰世”，他們敏銳地察覺到古老民族遭逢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那是來自一種完全不同的文明形態的挑戰，一個陌生、全新的世界呈現在他們面前，他們並沒有驚惶失措，龔自珍主張“自改革”，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他們的內心無比焦灼、憂慮，姿態卻是鎮定而從容的。他們位不居廟堂，仕途坎坷，命運多舛，可他們目光遠大，心懷天下，與同時代出類拔萃的大臣林則徐輩相比，他們更為超前，更不必說道光帝及其他庸庸碌碌的達官貴人、公卿大臣。龔自珍預感到暴風雨的來臨，預感到地層下的山呼海嘯，魏源以老邁之身直接看到了鴉片戰爭的一幕。他們心有餘而力不足。
龔自珍、魏源，還可以包括編撰《瀛寰志略》的徐繼畲等人，他們提出的問題，他們的隱憂，要到19世紀末，也就是過了近60年後，經歷甲午戰敗的慘痛挫折，才真正引起舉國上下讀書人的震動，逐漸將告別“衰世”的制度改革提到議事日程，此前大家都還在老辦法中打轉，在什麼都貌似“盛世”的“衰世”中混日子。換句話說，在龔、魏謝世半個世紀後，告別“衰世”的努力才真正開始，或者說找到了方向感。在此之前，朝廷內外還沉浸在削平太平天國運動之後“同治中興”的夢幻中，王朝仿佛出現了一種迴光返照，洋務運動雖然是對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落實，然而只停留在表面的器物這一層，在制度、觀念層面的認識上，掌握權柄的人們和醉心於八股的人們完全是一片空白，壓根還沒明白西方在“長技”背後，支撐著“長技”的那種制度文明。近代文明轉型的進程至少耽誤、延緩了半個多世紀。
龔自珍、魏源：告別“衰世”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今天很多人知道龔自珍和他的詩，大概都是因為這首熟悉的青詞。“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他的這些名句也都傳誦不衰，不過人們想起這些詩句時並不一定聯想到龔自珍。當然，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還是他在雜文、時論中所透露的光和影，那些不見容於那個時代的思想，那些洞若觀火的判斷。儘管他還想像不出新、舊文明碰撞的浪花，沒有看到更大、更遼闊的世界，沒有預見新文明的模樣，但他知道“衰世”已走到盡頭，他要為不死不活、無良醫、無良相、連合格的小偷也產生不出的衰邁文明畫一個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