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懷抱科學救國、實業救國、新聞救國、教育救國、思想文藝救國等夢想的人們，他們的努力，在相當一個時期，確是播下了文明的種子，有些已在茁壯的成長之中，受到世人的矚目，比如那些我們耳熟能詳的學府（北大、清華、南開、西南聯大、浙大、燕京，還有許許多多的中學），那些報紙（《申報》、《大公報》、《新民報》等），那些出版社（商務、中華、開明、世界……），那些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浙江興業銀行等），如果不是有人為“工業救國論”、“教育救國論”的破滅而興奮，如果它們不是被一次次地連根拔起，或者永遠消失了，它們早已是遮天蔽日的大樹，而我們已經可以在文明的樹蔭下享受。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要這麼收穫，先那麼栽”，說的都是一個道理，這是胡適喜歡的諺語、格言，他最後一次來到西湖，還在浙大演講自由主義，耿耿此心，就是要將陌生的文明移植到中國的土壤上，所以他才會那麼用力、用心地在中國傳統中尋找自由主義的因子，尋找可以與近代文明接軌的東西，一首詩，一篇文章，一個小故事，哪怕是片言隻語。我們可以不同意他的見解，卻否定不了他的誠意、真摯和熱忱，他確是一個播種者，在底線意義上為古老民族提供了基本價值。
一部近代中國史或者說文明轉型的歷史，說到底，是他們書寫的，比起那些或打打殺殺，或權謀詭計，你方唱罷我登場，爭舞台、爭交椅的皇室貴胄、軍閥政客，懷抱各種夢想埋頭苦幹、拼命苦幹、得寸進寸、咬定青山的他們才是真正的主角。他們的結局雖然悲壯、傷懷，但回過頭來，我們還是清晰地看到，在思想文化等領域耕耘的胡適們，他們的精神遺產至今仍有不可磨滅的價值，而大大小小的權勢人物都已如煙而去。1936年1月9日，胡適寫給周作人的信中說：“收穫不必在我，而耕種應該是我們的責任。”在他們身上已有公民意識的萌芽，在主角意識和配角意識之外，他們在緊貼地面的生活實踐中確立了群角意識，不再把目光鎖定在單一的權力舞台，他們選擇了社會而不是廟堂，不再陷在主角之爭的泥潭中，掙扎一輩子，他們的人生理想與古代有了本質的區別，他們帶來了近代，也代表了近代，他們通過知識獲得了解放，而且播下了文明的種子。無論是實業報國、科學報國、新聞報國，還是教育報國，報國的前提首先就是把自己鑄造成器，那就是先要成為一個人格獨立的人，一個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才有可能扮演合格的社會角色，成為自己期待的那個角色，做一塊文明的基石。我在西子湖頭寫下的這本書，就敬獻給他們。
本文主要參考書目：
1．（英）卡爾?波普爾，鄭一明、陸衡等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
2．（英）卡爾?波普，杜汝楫、邱仁宗譯，《歷史決定論的貧困》，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
3．（英）H?G?韋爾斯，曼葉平、李敏譯，《世界史綱》，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