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是踏著末世的輓歌聲而來的。1792年，當他出生之時，盛世實際上已開始滑坡。那一年，天下大旱，直隸、山東、河南、陝西等地旱情尤其嚴重，表面上的“康乾盛世”潛伏著末世的因子，繁華如同泡沫，一個以農業文明支撐起來、盛極一時的皇權專制時代，隱隱可以聽到輓歌聲。就在他出世的第二年，1793年，遠來的英國使節到達北京，傲慢無知、詩書風流、糟蹋了歷代無數珍貴書畫的愛新覺羅?弘曆試圖以一紙敕書拒人於萬里之外。遠在元朝時，義大利的馬可?波羅來華，曾驚嘆於東方的繁華鼎盛，仰慕東方農業文明社會流淌著黃金般的富庶，在《馬可?波羅遊記》中極盡渲染之能事。明代起陸續來華的傳教士也未能絲毫觸動這個古老民族的神經。然而時隔數百年，當英國的船隻載來馬嘎爾尼一行時，一切都發生了悄悄的變化，無論高高在上的乾隆皇帝，還是垂著辮子的大臣，竟然沒有人意識到，沒有人捕捉到這一信號。
比魏源早生兩年的龔自珍註定要成為近代思想界的第一聲號角。當他在西湖寫下《湘月?湖雲如夢》這一年，他也寫出了《尊隱》等文，在“山中”和“京師”的對比中，他已敏感到“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的“大音聲”正在地底下運行。他自己對此文很是得意，直到晚年的《己亥雜詩》中還有“少年《尊隱》有高文”一句。
1823年，龔自珍的母親去世，他將母親的遺骸送回杭州安葬，在墓邊種了5株梅花。他一生中手種梅花無數，常以“梅花”自況，但他的體驗遠遠超越了林和靖“梅妻鶴子”、獨善其身的隱士情懷，而是從梅花中體悟到了新的東西，深刻地看到了科舉制的弊端，專制對英才的扼殺，強烈地感到了八股取士以一種僵化的模式將天下人才一網打盡的痛苦。他在1839年寫出了著名的《病梅館記》，痛擊“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從而造成病梅的時代病根。由他的《病梅館記》我想起豐子愷的一幅漫畫，用大剪刀修剪灌木，將高矮不平、錯落有致統統修剪得一樣整齊。我還想起了長城上的每一塊磚，都是一樣尺寸大小。梅花也是如此。這仿佛是中國所有讀書人的宿命，逃避不了被這個爛熟的登峰造極的皇權專制體制修剪的命運。
《病梅館記》和後來的315首《己亥雜詩》一樣，也是龔自珍本人一生命運的見證。早在1822年他就呼籲改革科舉制度，其中恐怕就有自己的切膚之痛。他雖然出生在名門望族，仕途卻是那麼坎坷，三次鄉試落第（1818年27歲那年才中舉人），之後參加會試，屢試不第，1821年春就任職位卑微的禮部內閣中書。1829年，他38歲那年才好不容易在第六次參加會試時中了第95名。在殿試的策論中，他提出革新的主張，中了三甲第19名，賜同進士出身。接下來的朝考，他卻未能入翰林，考軍機處也不成，表面的原因是書法不中程式（“楷法不中程”），深層的原因還是他身上的稜角，他的思想與那個“衰世”的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