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5年是乙亥年，1816年是丙子年，25歲的龔自珍曾以考史、論經、寓言形式寫出《乙丙之際箸議》20多篇（“箸議”，就是私下的議論），內容涉及政治、經濟、學術、個性解放等方面。其中，他提出了“衰世”這個概念，把三世重新分為“治世”、“亂世”、“衰世”。在他看來，所謂“衰世”就是——
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巷無才偷，市無才駔，藪澤無才盜，則非但鮮君子也，抑小人甚鮮。
也就是說放眼望去，舉世都是平庸窩囊之輩，渾渾噩噩，只知道吃喝玩樂，都是生物學意義上的存在。表面上看起來典章制度儼然，等級秩序嚴密，禮儀規範分明，一切都像模像樣，燈紅酒綠，歌舞昇平，官方的統計數字處處讓人感到繁榮昌盛，似乎前程一片大好。一切都像是盛世，然而人的廉恥心、上進心、作為心都被束縛、被剝奪，整個社會在骨子裡失去了生機和活力，一片萬馬齊喑。不要說朝廷沒有像樣的宰相，軍隊沒有像樣的將軍，學校沒有像樣的讀書人，田野沒有像樣的種田人，工場沒有像樣的工匠，街市沒有像樣的商人，就連像樣的小偷、強盜也都沒有。不要說找不到真君子，連真小人也變得稀罕。這就是他概括的“衰世”現象。敏感的龔自珍分明已感受到了“亂亦竟不遠矣”。
告別“衰世”，走出萬馬齊喑的專制長夜，青年龔自珍在內心深處發出了吶喊。他批判摧殘人性的軟刀子，他相信“無八百年不夷之天下”的歷史觀，他知道“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變是正常的，不變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可能的。“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他用《易經》的語言呼籲變法革新。1817年，他寫下《平均篇》，提出調節君、臣、民之間財富關係的辦法，主張遏止貧富兩極急劇分化的趨勢。那時清廷嚴刑峻法，文網嚴密，動輒得咎，但畢竟已到了“衰世”，像龔自珍這樣叛逆的聲音還能發出來，而且並沒有遭到什麼嚴厲的處置，專制的鏈條確實開始鬆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