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仁鑄為父開脫，要代父入獄，其情可嘉，他說的既有事實，又非全是事實。當時，他對出任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的梁啓超十分器重，認為梁的《幼學通議》“切實曉暢，實為蒙養之要”。徐仁鑄與陳三立、黃遵憲、譚嗣同在湖南共同協助陳寶箴推行新政。徐仁鑄的幕僚周善培回憶說他與譚嗣同、梁任公、黃公度“最為投契”。推薦康有為是因為譚嗣同在他面前稱道。湖南新政因受保守勢力的反對，阻力很大，他有“改變方針向中樞發展”的想法，他寄給父親康、黃、譚、梁的簡歷，由此推動了這份《密保人才折》。胡思敬的《戊戌履霜錄》中說，徐仁鑄“密疏梁、譚及康有為、黃遵憲”，“求父致靖薦達於朝”。但，徐致靖與康有為並非“素不相知”，而是早有所知。
研究戊戌變法史的專家湯志鈞認為，徐致靖的“請定國是疏”很可能就是康有為草擬、經徐致靖修潤的，除康有為自編年譜外，梁啓超的《致夏曾佑書》也說到此事。1898年康有為在北京發起保國會，徐仁鏡、徐仁錄都參加了，參與其事的李盛鐸也曾向徐致靖稱道康的才識。徐致靖的保舉人才折上去後，康有為住到徐家附近，一天三次到徐家談維新變法的計劃。當時他聽康大談《春秋》《公羊》，“非常投契”。康有為自編年譜中說：
吾以開會，由金頂廟遷至上斜街，與徐宅相望，日夕過從。徐君老而好學，乃至請吾說《春秋》，側座聽之，近古所無也。
徐仁鏡對外甥許姬傳說：“康主張君主立憲，效法日本明治維新，與你外祖的意見相同，所以很談得來。”
9月4日，由於禮部主事王照上書言事受阻，引發光緒帝罷免六堂官，王照賞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第二天，徐致靖升禮部右侍郎（二品）。譚嗣同等四人賞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這是百日維新的最高峰，也是由盛轉衰的轉折點。此舉對舊大臣、慈禧太后的刺激加速了戊戌變法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