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清廷任用湯壽潛為兩淮鹽運使，這是一個肥缺，他竟託詞辭謝。從1895年到1904年，他先後出任金華麗正書院、上海龍門書院（龍門師範學堂）的山長，他相信“教育為文明之導師”。在民智未開的中國，他想以教育事業來啟迪民智，作為立憲的先導。張謇創辦通州師範學校，他就極力贊成。這是他寫作《危言》以來一貫的看法。但是，教育的推動畢竟是緩慢的，要真正推動立憲，還得有賴於實際的政治行動。
自從留日學生出版的《浙江潮》上首次出現“立憲派”這個新名詞以後，“維新派”一詞漸被“立憲派”所取代。立憲運動的呼聲從體制外漸漸蔓延到體制內。當時聲勢最大、最用力的無疑是江浙的立憲派，派遣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就是在他們著力推動下成行的，其中湯壽潛的作用不可忽略。從那時以來，他持續地通過遊說、上書等方式，呼籲清廷走上立憲之路。
1904年5月起，張謇不斷與張之洞、魏光燾等討論立憲問題，遊說他們奏請立憲，還為他們代擬了立憲奏稿，湯壽潛也參與了包括擬稿在內的這些活動，張之洞沒有應承，而是要他們去探詢袁世凱的意思。張謇一方面寫信給袁世凱請其贊助立憲，同時和湯壽潛、張元濟等連日會談，決定遊說軍機大臣瞿鴻禨及其他達官顯貴。6月，他們通過張美翊給瞿鴻禨轉呈了一個說帖。9月，湯又通過章梫接連帶兩封信給瞿，第一封信鼓動瞿挺身倡導立憲，“以去就爭之，豈非中國一偉人乎？”如果事成，後世將為其樹銅像，即使不成，也可以奉身而退，此舉光明正大。他在第二封信中建議，考求憲法和保衛主權有“一筆兩用之策”，可作為出國考察憲法的主題。他懇切希望瞿以一片愚公、精衛之心，“獨為其難”。瞿為之心動。當時深受慈禧信任的瞿鴻禨，其態度直接影響慈禧的決策。他不斷地寫信給瞿推動此事，瞿除了面奏派員出洋，甚至希望自己親到歐美去考察政治。有瞿鴻禨這樣的軍機重臣受到立憲派的影響，在民族危機的刺激下，其他封疆大吏、王公大臣的態度也都發生了變化，各種因素終於促成了1905年冬天的五大臣出洋。